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间不仅有着非常悠久、牢固的政治联系,而且进行了非常频繁的经济交往。这种交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过,其中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以其买马范围之广、买马种类和数量之多成为中国古代马匹贸易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马匹贸易成为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经济交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马匹贸易都极为活跃。政府也高度重视马匹贸易的发展,不仅视马匹贸易为重要的政治工具,也通过向少数民族购马改善自身马种质量、提高马匹的保有量等。唐五代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的一个高峰阶段,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称颂。在唐的统治区域内外,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这些民族大多工农业发展水平有限,畜牧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在经济上对农耕地区的汉族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无法自行满足,只能够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来获得,因此开展互市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手段,或开市以示笼络,或闭市以示惩戒,用以制约周边民族政权。唐政府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开展各类形式的马匹贸易,互通有无,到五代时期,战争日益频繁,对马匹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各政权也积极的向周边少数民族大量购马,马匹贸易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而且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更好的维护马匹贸易的开展,唐五代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保留或设置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中央有太仆寺、户部等,地方有互市监等,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唐代马匹贸易的管理体系,为保障马匹贸易顺利有序开展,政府也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管理规定,在一些地区也设立了相应的监督机构,严格限制部分物品的出境等,但仍然无法阻挡商品贸易发展的客观需要,各种形式的马匹贸易仍然非常多。五代时期,基本延续了唐代的管理措施和制度,维护了马匹贸易的正常进行。唐五代政府为了解决马匹的供应问题,都非常重视养马业的发展,政府的监牧、尚书驾部、尚乘部等机构促进了官方养马业的发展,也着力保护民间养马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唐以前,官营养马业非常兴盛,政府的监牧系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正是养马业的兴盛才使得唐前期在马匹贸易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中癌以后,养马业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原战争频繁,对于马匹的需求程度不断提高,官方马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养马业得到快速发展,也为民间马匹贸易注入了活力,许多商队积极的进行马匹等牲畜贸易活动,尤其是西北地区,成为当时马匹的交易中心。唐五代时期的官方马匹贸易对象非常之多,范围也极为广阔,马匹贸易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特别是与实力强大的北方少数民族,官方马匹贸易与民间马匹贸易之间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促进了这一时期马匹贸易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这一时期的马匹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由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仅源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更源于中原王朝政府财政的困难与马匹贸易规模扩大的失衡,急需寻找替代的物品作为支付手段,同时这一转变,也给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原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后的数百年间,茶马贸易的内涵不断丰富,交易范围不断扩展,对各民族间的商贸往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随着马匹贸易在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对于马匹贸易的管理更加细致,控制也更严密。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马匹贸易重要的演变时期,唐前期马匹供应充分,开展马匹贸易时享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后期战争频发,马匹紧缺,在马匹贸易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唐以前马匹贸易还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马匹贸易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的考量,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马匹贸易中的政治色彩日渐淡化,经济色彩则日渐浓厚。唐五代的马匹价格前期较为低廉,后期不断上涨,马匹价格的上涨也刺激了周边民族往中原贩卖马匹。总之,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在我国古代贸易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资基础,满足了中原人民对于马匹等牲畜的需要,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传进了周边各少数民族,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融,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唐五代经济的发展,为当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