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是在经济发展及基因科学技术的进步下，在世界植物遗传资源从早期“资源共享”过渡到“农民权独享”的理念下，为保护各国农民及农民群体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上的贡献而于1979年由FAO首次提出，农民权作为一项新权利得到南北国家特别关注。农民权核心是农民的贡献权益保护，农民权载体是植物遗传资源。本文重点对农民权的权利属性、权利内容、权利实现以及我国对农民权的立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际上已有相关国际条约，个别国家已通过国内立法形式对农民权进行研究，但各持己见，争议集中在农民权属于知识产权还是专属权利，所以国际上尚没有对农民权的性质、内容和责任追究等问题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虽对农民权部分内容有所涉及，但农民权理念尚属空白。本文是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各种保护争端的背景下，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不断受到“被侵权”的倒逼下，借鉴国际公约、各国立法规定，国内研究理论及相关立法政策后，系统剖析农民权问题。本文认为，农民权是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是知识产权的相对物，是专属权利。在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保护理论、农民发展权理论、利益平衡理论等农民权理论基础的支撑下得出农民权的内容。它包括：农民特权（农民留种权、种子交换权、销售权）、植物遗传资源贡献权、植物遗传资源事先知情同意权、植物遗传资源参与权、植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权。根据对农民权的多方面研究和我国农民权尚属空白的不利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加入ITPGR公约，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专章中规定农民权。农民权体现四大立法原则，分别是农民贡献权保护原则、植物遗传资源主权原则、惠益分享原则、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农民权立法中需加强具体制度的制定：明确农民权的权利属性和权利主体，明确农民权的保护范围，权利内容，建立农民权实现制度，建立农民权链条保护机制和贸易安全预警机制，并建立侵权责任追究制度。该项研究将填补我国农民权立法空白，保护我国遗传资源和为此付出努力的农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