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策科学是西方的产物,从政策科学诞生之日起,它就与以色列学者叶海卡·德洛尔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叶海卡·德洛尔是是继拉斯韦尔之后的“第二代公共政策学家”,被誉为“政策科学领域的泰斗”,政策科学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中国学界对其思想的系统研究凤毛麟角,这可能是由于“与其说他是政治学家,毋宁说是行政学家或系统专家更为恰当”①,而行政学的发展才不过百年多的历史。有人认为德洛尔的学问是“超学问”,他的文章相当“晦涩”难懂②。的确,德洛尔的学术品性非同一般,在著作中他喜欢用统治者(ruler)这样的被现代民主政治抛弃的词汇；他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驳,认为这个概念抑制了人类的发展；他关注十字路口的关键性抉择,强调对“可选择的未来”进行慎思、感知与憧憬,主张统治者应克服“现状的暴政”,与历史进行审慎的“模糊赌博”,并认为“与历史赌博”,虽令人不快,却合乎人类处境。其政策思想中的“权力中心论”、“精英治国论”更是让我们仿佛回到了柏拉图时代,我们在他的思想里看到了柏拉图的亡灵。德洛尔要求统治者要有坚定不移地“编织未来”的能力与意愿,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乐于学习与改变思维惯性,打破政策旧有的范式,复兴政治,激活真正的民主。德洛尔发起了“政策科学的革命”,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新范式,意识到了“管理革命”、“技术统治”、“能人统治”、“专家政治”这些代表着科学统治的危险形式,主张政策科学的范式创新,认清了政策科学对政治的意涵,呼吁建立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新的共生关系,并防范政策科学在道义上被滥用的风险。德洛尔关注“政府中枢决策系统”政策制定能力的改进。他认为,以前政府中枢决策系统被当作“黑箱”来看待,而他要打破以往学术研究的藩篱,主要研究中央政府的高层政策制定。德洛尔看到了变动不居的社会越来越高的政策诉求与政府固有能力赤字之间的矛盾,视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为内在的、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从统治内生与外生的两个方面考查逆境,以人类应付不确定状况的无能与模糊赌博之间存在的鸿沟来解释政策制定中的重大缺陷。他为克服逆境提供了一套可操作性的方案,构造了一整套概念、范畴与方法论。全球转型期人类的处境可简单地概括为“社会没有做好准备,治理没有精良的装备”。我们的时代以非同寻常的快速的非线性变化为主要的特征,这些变化对塑造未来的抉择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和国家不再面对一个明确的十字路口,步入未来的轨迹深受政府作为或不作为的影响,这不是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社会)能够或应该做的抉择。当前的治理尚没有为编织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因此,为提升治理能力,影响未来朝向希冀的方向发展,根本性的治理重塑成为一种宿命式的必然。政策顾问是政策的“反光镜”,统治者与政策顾问的关系属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与人类政治文明一样长久。五千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刚性或弹性有限的结构。在现代,各种政府首脑咨询制度、咨询关系的不稳定性,强化了德洛尔的臆测,即结构性的缺陷内在地嵌入于两者的关系之中,统治者-顾问关系可以作为阐释统治无能基本理由的典型范例,是人类演化阶段中的一个先天的制度产物。德洛尔对统治者局限性及政策顾问与统治者种种互动的关系进行了揭示。这其中包括：现代政策顾问在提升政府首脑决策品质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功能?在向执政者建言献策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境与冲突?政策顾问系统应如何进行重新设计?德洛尔以多个国家与组织的国际顾问经历,以其行动中的判断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规范性的政策建议,他的眼光是全球性的。德洛尔意识到21世纪量子跃迁时代,政府进行结构性调整与创造性破坏时愿景式政治领导的必要性所在。由于最小国家理论及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功能观都缺乏对社会需求的理解,统治者在必要的价值观的变迁、各种动员的努力、维护与重构社会认同方面、弥补大众心理创伤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21世纪的愿景式政治领导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功能现象。德洛尔关注治国安邦之技、管理天下之道,他热爱中国,喜欢引用《论语》里的箴言,他的政策思想是丰富多元的,值得任何政策科学领域的学者深入探究。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着眼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介绍选题的背景与理论现实价值；国内外有关德洛尔政策思想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尝试取得的突破；二、结合政策科学发展的国际背景,从学科史的维度梳理德洛尔政策思想的发展脉络,从宏观上对其思想进行全面把握。三、在现有的资料范围内,系统介绍德洛尔的政策思想内容,首先,以《政策科学构想》为主体,从政策科学的革命开始,了解政策学科产生的原因背景、政策科学发展中的障碍,政策科学的14个新范式以及政策科学的政治及科学的意涵。其次,以《公共政策的重新审查》及《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为主体,介绍德洛尔的政策制定思想,包括德洛尔的规范最优模型与逆境中的政策制定方法论。第三,以《治理能力——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主体,介绍德洛尔的治理发展观,包括治理重塑的原因、机遇与挑战、政治文化的障碍；治理重塑的要求、优质治理的特征建模；治理重塑的路径选择,包括重新设计的进路、治理的道德层面(包括人类利益的培育和善与恶的较量)、治理的效能层面(包括公共事务的政策启蒙、统治与治理、再造治理结构、私权的治理、果敢的全球治理、扩大监督、危机治理、增强高质量政府的自主性)以及治理的未来层面(包括重塑治理精英,强化政策反思,胜任模糊赌博,提升政府中枢系统的决策能力)。这一部分在论文在占主体地位,鉴于目前有关德洛尔的著作《治理能力——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介绍太少,笔者试图在本论文中全面呈现德洛尔其思想的主体内容。第四,以德洛尔的《愿景式政治领导》及《21世纪新型政治领导》为主体,加之德洛尔的部分学术论文,介绍了德洛尔的愿景领导理论,提出了愿景式政治领导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四、第六章以德洛尔的著述和论文为载体,首先主要挖掘德洛尔政策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理论展开介绍,包括模糊赌博思想、政策顾问理论、宏观政策分析理论、德洛尔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否定。考虑到治理理论在前面章节中已作过重点介绍,故在此部分不作重复性介绍。其次,分析德洛尔政策思想的来源,包括哪些人物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犹太民族血统及以色列政治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德洛尔在不同国家以及全球组织中政策咨询工作对他的影响等。第三,重点从德洛尔政策思想的方法论、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精英治理与民主政治、德洛尔的未来观、比较与历史的方法方面对德洛尔的思想进行了评价,与其说是评价,不如说是对国内外学者就德洛尔政策思想评价的一种回应。五、第七章主要分析了德洛尔政策思想对当下中国的价值所在。本文从学科发展、政策困境以及治理三个角度阐释了德洛尔政策思想对中国的适用性。从学科角度看,德洛尔政策思想中有关政策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政策科学的组织化以及政策科学发展的进一步突破上都对中国的政策科学教学与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政策困境的角度看,德洛尔构建的政策困境理论是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的“政府失灵论”掷地有声的回击,为我们认识和正确看待困境提供了更加理性的思考维度；从治理角度看,我们从其治理思想中对21世纪治理的思维特征、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内容、治理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治理的层次上,得到了耳目一新的治理思路。最后,德洛尔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政策困境与治理难题给出了中肯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