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NGO)成为国际发展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援助资金流向在发展中国家运作的国际NGO或者本土NGO,并在欠发达地区开展赈灾、扶贫、宗教、文化、社会性的活动。当前,在有着“NGO热土”之称的印度,全国有超过300万注册NGO,其中有2万多家都在接受境外资金的捐赠。由于境外资金占其财务收入的很大部分,涉外非政府组织与印度政府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特殊性。这种关系的本质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体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梳理印度政府对涉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第二,追踪印度涉外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自印度独立以来的演变趋势,并对当前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第三,从政策分析的视角,探究两者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采取波士顿大学全球研究学院院长阿迪尔·南杰(Adi l Najam)在2000年提出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模型。该模型应用政策分析的视角,将制度分析和个体分析方法结合。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是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分析双方政策目标和途径的异同而得出四个类别的关系:政策目标和政策途径皆相似时,两者处于合作关系(cooperation);政策目标和政策途径皆相异时,两者处在对峙状态(confrontation);政策目标相似而采取的政策途径相异时,处于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ty);政策目标相异而政策途径相似时,处于吸纳状态(co-optation)。本文将分析各个时期印度政府与涉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目标和途径出发,分析其关系的特点。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和纵贯研究。本研究发现,从独立前至1975年,印度政府与涉外NGO的政策目标较为一致,关系以合作和互补为主,政府尚未确立完整而成熟的涉外NGO管理体制。1975年至1991年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之双方的政策目标开始产生偏差,政府与涉外NGO的关系波动较大,总体上开始呈现出合作中包含对峙的局面。政府在这一阶段确立了涉外NGO管理的正式法律框架和行政体制。1991年至2010年,印度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化,这与政策重点逐渐转向赋权、参与式发展的涉外NGO在政策目标和途径上面都产生了偏差,两者的对峙关系继续加剧,政府对于涉外NGO监管体制进行小修小补,并谋求立法体系的全面提升。自2010年以来,随着新的《外国捐赠(管理)法》的颁布,政府对涉外NGO的监管力度前所未有地严格加强,取消了大量不合规NGO接受境外捐赠的资格,双方的关系保持在对峙状态。当前双方的对峙关系主要体现在涉外NGO对政府政策的挑战、政府对于涉外NGO接受外部资金的能力进行限制、涉外NGO利用国内和国际法律工具挑战政府的监管决策三个方面。本文认为,随着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5月再次取得大选的胜利,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其重商政策会在近期持续下去。而由境外资金支持的涉外NGO也必将继续围绕性别平等、种姓平等、环保、宗教自由等话题挑战政府的政策目标,并采取带有政治性的政策途径进行社会动员。因此,双方的对峙关系会持续下去。在这一对峙关系当中,政府利用严格的汇报和合规要求加强对境外资金流动情况的监管,并利用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给予自身充分的执法权力。涉外NGO 一方面通过实现自身的能力建设应对政府的技术性监管,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司法渠道挑战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并利用多种渠道释放政府监管带来的压力。本文对于印度涉外NGO和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历时的梳理,结合史料对双方的关系演变进行阐释,这在国内的研究中属于一次创新的尝试。在理论层面,本文应用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关系理论模型来分析印度政府与涉外NGO这一对特殊的互动关系,既验证了理论的合理性,也对政府——涉外NGO关系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这对二元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