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简单地把翻译行为看作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转换，将翻译研究局限于语言层面，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或译文与原文的对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社会、历史等非语言因素被纳入了翻译研究范围。此后，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翻译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继承和发展了伊文·佐哈儿等学者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操控理论，指出了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在文化层面上对原文的改写。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行为受到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在内的操控因素的限制。因此，译者往往会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其符合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以便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　　 本文以操控理论为基础，以1960年版杨宪益夫妇译《鲁迅小说选》为对象，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方面探讨翻译行为中的操控因素，分析操控因素如何影响翻译行为及翻译结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手法，综合分析操控因素对杨宪益夫妇翻译行为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影响了杨戴的翻译动机、翻译原则及翻译策略，决定了他们的翻译忠实于原著;诗学在词、句、语篇三个层次上影响了杨戴的翻译行为，并决定了他们的翻译是平衡了原语诗学与目的语诗学对译文的影响;赞助人则影响了杨戴的文本选择及翻译目的，决定了他们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译者。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杨氏夫妇与鲁迅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同时，这些操控因素也影响着杨氏夫妇的翻译行为，决定着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动机、翻译原则及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