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催生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诸如电力、金融、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运营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系统的支持。在极大地便利的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这一类基础设施信息系统由于承载着与人们更为密切的信息资料,也更容易遭受到拦截、窃取和破坏,更容易引发网络安全的问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这一类信息基础设施中维系关键技术设施持续运转的部分,在网络社会中往往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如何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成为各个国家建设网络强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我国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存在着起步较晚,信息技术薄弱等问题。对其保护需要技术、管理、法律等措施多管齐下。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在《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7年7月11日制定并推出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网络安全架构的完善。目前,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内容、管理体制、保护标准等问题仍然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难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制定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制度。本文在分析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立法制度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对我国立法保护的借鉴意义。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法理依据。网络安全特别是数据安全对国家安全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且离不开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治理作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实现,符合网络主权理论和合作共治理论。实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自由、秩序、平等、安全等价值,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也需要我们从立法上加以规制。同时介绍了我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立法进程,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亟需加强立法的现实需要。第二部分通过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解读,阐述我国当前的制度设计以及存在的必要性和不足。结合《条例》内容分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的制定符合国家对网络治理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在提倡安全性的同时,也应该将发展与安全并存,做到在安全中促发展,在发展中谋安全;从立法原则上看,《条例》的制定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也符合国际发展潮流,体现出了政府与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各个部门之间既统筹协调又相互分工以及全球共同治理与合作。《条例》的制定为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稳定,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在立法设计上仍然存在着较多争议,将会降低现实可操作性。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比较借鉴。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重点从立法模式、管理制度、保护模式以及立法内容四个方面来对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的立法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当前采取的统一立法模式,由于地域、民族等差异化明显,美国的分散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今后立法提供了制度借鉴方向;随着私营企业地位的提升,政企协作机制将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管理趋势;同时随着网络攻击的隐蔽性和技术性越来越高,设立专门的情报收集机构,有利于整合信息资源,最大化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良好运行。第四部分介绍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的立法完善。根据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立法上要坚持多方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建立“统分结合”的立法保护模式,在制度的具体构建上应该注意法律的可操作性: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优先地位、处理好与等级保护制度的关系、构建政府主导、行业协调配合的管理机制、强化“三位一体”的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