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异常激烈的话题无疑是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一时之间，各路豪杰不约而同地聚首于上古史重建的道路上。而在此过程中，无论旧古史系统的推翻者顾颉刚，还是旧古史系统的新证者王国维，抑或是史料重建派的傅斯年、史观重建派的郭沫若，都提出了自己的古史重建主张，而且均广为人知。而李济，这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基本范式的中国考古学之父在上古史重建方面的观念、方法和探索性贡献却鲜为人知。李济是由人类学转入考古学领域的，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综合文献所载旧材料、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所得新材料、新知识，并将其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重新审视和研究。撰写一部新的中国上古民族和文明发展史，这一直是李济心中的梦想。在“百花齐放”的上古史重建探索之路上，这一梦想的具体目标和理路显得有些“孤独”。他推崇王国维，但其旨趣却与王氏貌合神离；他屡屡批评甚至讥讽“疑古”的顾颉刚，彼此的旨趣截然相异，但又异中有同；作为后来史语所“元和新脚”的生力和主力，他与傅斯年无疑是志同道合，但细究起来二人其实也是同中有异。至于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史观重建上古史的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李济一生较少评论，但分析其彼此旨趣，显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作为一个以考古名世的学者，李济在上古史重建道路上留下的成果确实不如他在考古学领域留下的多。就成果型态和性质上说，李济在上古史重建问题上的成就和贡献尚处在探索和尝试的阶段，从量上来看，其收获虽然不丰，但从质上来看，却水准很高。《中国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两篇文献高屋建瓴，从理论、方法、材料各方面，对上古史重建问题作了全面考察。晚年主持编纂《中国上古史》及其为此而写的《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则将两篇文献的有关思考和主张付诸实践，并提出具体落实的办法和步骤。尽管未能最后定稿，但雏形已经弥足珍贵，它与前两篇文献一起，对中国上古史重建的指导性意义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