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放的鲜花》作为一部经典的“十七年文学”选本，它的编纂并不是简单的面向大众、争取读者的编辑出版活动，也不是某个编者个人趣味和审美经验的集中表达，而是作为集体化角色的编辑在“当代意识”的影响下精心选择的结果。这种“合目的”的编选与选本前言有意的“导读”折射出转型时代对恢复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重新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文学书写真诚地介入现实、与时俱进的新期待，反映了新时期对“文学何为”的共识性理解。《重放的鲜花》“浮出历史地表”以后成为重要的甚至具有经典性的选本并引发持久的关注与言说，不完全在于编选者眼光独到、文学品味不凡，所选的作品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更是因为如何编、怎样选实则牵涉共和国文学资源的利用、时代语境的变化、文艺思潮的嬗变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同时，选本暗含的批评意识和与选本相关的批评文本透露了新时代的文化诉求、文学观念的转变等丰富的文学信息，也由此启发我们对选本与时代、选本的经典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察，进而发掘选本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鲜花”的“重放”根植于丰沃的时代土壤，重编这批过去的作品回应的是新时期的文学期待，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解放”的思想决定了看待以往作品的眼光和选择的标准，选本编纂的编选意图与隐含的文学评价尺度同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之际的现实发展诉求以及时代主题形成了内在的呼应。《重放的鲜花》这样重要的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和文学生产方式，在引导读者阅读、提供特定的“文学知识”的同时，表现出突破旧有文学史因袭的观念的重释冲动，在谨慎的编选态度下仍然彰显了面向未来“敞开”的新的文学理念，并且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生态与文学格局的建构之中。《重放的鲜花》问世以来受到持续的关注，关于“鲜花”作品与选本的作家自评、自述与其他研究者的批评之间形成了饶有意味的对话，不同时期对于作品及选本的评价和批评视角的变化也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批评空间的拓展与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新变，映现出作家与批评家文化姿态的调整。
　　从文学史视野看，《重放的鲜花》作为连接“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纽带，不仅参与建构了“百花文学”的经典性，其自身也成为一部经典，在为新时期的文学写作提供合法性资源的同时，也与文学史书写发生互动。《重放的鲜花》并不是一个孤立且“无根”的选本，它既关联着“当前文学”的前源，也指向当下文学的去处。选本作为中介，使作品发表的时代与选本编纂的时代具有了对话性，它提供了关于历史中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理解，也暗示了对于今时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认知。经典的文学选本，其功能和意义早就超出了集中展现优秀作品，进行有效传播的意义，而是可以被当作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启发我们对选本与时代语境、文学与现实、文学的经典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