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性观念的开放，我国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增多，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率急剧上升。在每年1000万寻求人工流产的女性中，1/3未婚，并且有较高比例为未婚重复流产。未婚女性在人工流产决定过程中可能会因害怕社会舆论、缺乏妊娠及人工流产知识、经济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导致不安全流产及中晚期流产，给她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了解未婚女性人工流产决定过程并为她们提供包括以避孕咨询与教育服务为主的流产后保健服务对于减少其中晚期流产及重复流产、促进其生殖健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通过对上海、成都和太原三城市未婚人工流产女性调查资料的分析，了解人工流产决定过程及决定中面临的困难、在医院获得的流产后保健服务情况，为生殖健康干预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方法]本次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选取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中、低的三个城市（上海、成都、太原），每个城市选择三家不同等级的医院作为研究现场，于2010年7月-2010年12月在计划生育门诊按照就诊顺序逐个纳入来所选择的医院做人工流产的15-24岁未婚女性，直至达到所需的样本含量。调查问卷中非敏感性问题由调查员问填，敏感信息由对象自填，调查员仅在对象遇到困难时予以协助。问卷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调查安排在对象人工流产手术前的空闲时间（预约手术、等待化验报告、等待实施手术等）进行;第二次调查安排在人工流产手术后、离开医院前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1271份。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统计描述、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多重线性回归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　　[研究结果]　　1、基本情况:上海、成都和太原分别回收有效问卷429、416和426份。上海、成都和太原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1、21、22岁，其中上海和成都对象年龄分布相似，太原对象年龄偏大。50％～77％的对象为流动人口，34％～55％的对象出生在农村，上海调查对象中两者的比例均为最高。学历以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为主，分别约占40％，上海、成都、太原三城市对象高学历的比例依次上升。对象的职业分布主要为服务人员(32％～41％)和公司职员(23％～33％)，其次是学生(8％～19％)和无工作者(9％～13％);学生和服务人员所占比例均以太原最高，成都其次，上海最低，而公司职员的比例则相反。月收入中位数以上海（2000元）对象最高，成都（1700元）其次，太原（1450元）最低。　　2、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和生殖系统感染状况:三城市对象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报纸/书籍和电视/网络，其次是与同伴/男友间的交流和学校性教育。上海、成都和太原对象的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分别为49、51和47分。上海和成都对象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程度相似，太原对象婚前性行为态度最为开放。对象对人工流产不良影响认识评分在50分以上者（评分越高，认为人工流产对个人造成的影响越大），上海和成都均占38％，太原为29％。上海、成都和太原对象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9.6、19.3和20.3岁。仅有5％～7％的对象报告每次性生活都使用避孕措施，18％～39％的对象经常使用避孕措施，以成都对象避孕频率最低。上海、成都、太原对象首次人工流产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0.8、20.6和21.6岁，重复流产率分别为33％、38％和26％，其中15％～31％的对象上次流产地点为私人诊所/民营医院。51％～66％的对象报告出现过生殖道感染症状。　　3、人工流产决定过程:　　3.1怀疑怀孕时的心理反应及求助行为　　怀疑自己怀孕时，对象最主要的心理反应为紧张、不知所措(40％～50％)。约30％的对象自责/后悔自己的行为，1/5～1/3的对象害怕别人知道。90％以上的对象告诉了男友;除男友外，上海对象主要求助于同事/同乡/朋友(47％)和父母(33％)，成都和太原对象主要求助于同事/同乡/朋友（分别占56％和30％）和网络（分别占30％和35％）;三城市对象求助于专业人员的比例仅约1/5。男友最主要的反应为安慰/一起想办法等积极反应(70％～85％)，其次为高兴(12％～28％)、害怕/不知所措(6％～12％);父母最主要的反应为安慰对象(70％～76％)，其次为责怪对象(44％～55％);朋友/同事最主要的反应也是给予安慰(92％～98％)。　　3.2本次人工流产相关情况　　对象选择人工流产医院的依据从高到低依次为考虑医疗技术(51％～71％)、交通便利(21％～25％)、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12％～38％)。在人工流产方式上，4/5以上的成都和太原对象选择做无痛人流;上海对象的流产方式除无痛人流(57％)外，还较多的选择药物流产(17％)和手术流产(17％)。在流产方式的决定上，做决定的人主要为对象本人(65％～77％)，其次为男友(28％～38％)和医生(17％～39％)。对象的人工流产费用主要由男友支付(66％～70％)，由对象本人支付的比例为1/5，由父母支付的比例为5％～10％。3/4以上的对象由男友陪同去医院行流产术，4％～6％的对象独自一人去医院行流产手术。　　3.3人工流产决定过程　　半数(48％～52％)的对象本人单独做人工流产决定，对象参与做决定的比例为80％～90％，男友参与做决定的比例不足1/2。对象进行人工流产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想马上要孩子”和“未结婚/不想马上结婚”。绝大多数对象担心人工流产手术的疼痛、安全和影响生育问题。64％～74％的对象在做人工流产决定过程中遇到困难，包括“知道怀孕后，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到哪里就诊”、“没时间去医院”和“不知道怀孕怎么回事”;相对较多的太原对象遇到的困难还包括“不敢去医院，怕受歧视/指责”和“怕在医院碰到认识的人”。　　3.4人工流产决定过程的时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上海、成都和太原对象从末次月经到怀疑怀孕的时间中位数分别为36天、35天和37天;从怀疑到确认怀孕的时间中位数均为4天;从确认怀孕到决定做人工流产的时间中位数分别为4天、5天和1天;从决定做人工流产到医院登记的时间中位数分别为3天、3天和1天;对象延迟人工流产（妊娠天数＞10周）的比例分别为20.5％、4.4％和4.9％。　　流产前妊娠天数的影响因素在三个城市有所不同。在上海，学历低、无工作、流动人口、向父母/媒体求助的对象妊娠天数较多;在成都，年龄小、收入低、妊娠知识得分低、最早通过医院确认怀孕、遭受父母指责怀孕的对象妊娠天数较多;在太原，妊娠知识得分低、向专业人员求助、婚前性行为态度相对保守、父母知晓对象怀孕后表现出积极反应的女性妊娠天数较多。　　3.5上海对象延迟人工流产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向父母/媒体求助而不向男友求助、最早通过医院化验确认怀孕、无工作、学历低的对象易发生延迟人工流产。上海对象延迟人工流产的原因为“延迟做人工流产决定(72％)”、“延迟确认怀孕(69％)”、“未意识到自己怀孕(64％)”、“延迟人工流产登记(58％)”。其中，未及时意识到自己怀孕的主要原因为“月经不规律(43％)”和“以为偶尔的性行为不会怀孕(33％)”;延迟确认怀孕的主要原因为“抱侥幸心理，等待月经(50％)”;延迟做人工流产决定的主要原因为“担心人流不安全(46％)”和“担心人流会很痛(40％)”;延迟人工流产登记的主要原因为“不知道去哪家机构做人流(24％)”和“没时间(23％)”，另有14％的对象是因为人工流产费用的问题而延迟人工流产。　　4、在医院获得的流产后保健咨询与教育服务情况:80％以上的对象在本次流产过程中在医院获得过宣教信息。宣教内容主要为“流产后注意事项”、“人工流产方式”和“流产可能并发症”;宣教形式以与医生面对面交流为主(78％～89％)，其次为宣传册子(26％～30％)和墙报(20％～39％)。在获得过宣教的对象中，能够理解人流后注意事项的比例为35％～51％，能够理解人工流产并发症的比例为23％～30％，能够理解避孕知识的比例为31％～44％。56％～82％的对象主动向医生咨询过问题，内容以“流产后注意事项”和“流产对身体的影响”居多，其中约66％的对象对医生的解释表示满意。与过去半年内避孕措施的使用情况相比，流产后对象愿意使用避孕方法的比例显著上升，其中打算继续使用不安全避孕方法如安全期和体外排精的对象比例下降。　　[结论]　　1、上海、成都、太原三地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的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水平低，对婚前性行为态度开放。三地对象不安全性行为、重复流产及生殖道感染比例较高，特别是成都对象。　　2、未婚人工流产女性存在一定比例延迟人工流产，其中上海对象延迟人工流产的比例高于成都和太原对象。延迟流产的原因主要为抱侥幸心理、手术顾虑（手术引起的疼痛和安全等）、月经不规律等。　　3、三地未婚女性人工流产决定过程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看，其决定过程受个人学历、妊娠知识、婚前性行为态度、经济状况、求助方式（媒体/父母/男友/专业人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4、三地未婚女性人工流产决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略有不同。总体上看，困难主要包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人工流产地点”、“没时间去医院”和“不知道怀孕是怎么回事”。　　5、三地医院在流产后咨询与教育方面存在医生宣教信息不足，医患间交流较弱，宣传册、墙报、录像等辅助宣教方式利用不充分等诸多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