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到五四,中国形象始终是无数仁人志士在复兴中华民族过程中热衷于探讨和强调的一个问题。从梁启超、陈天华到胡适、鲁迅,中国形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断地变换和更替着。《少年中国》月刊的出现是中国形象想象的一个新阶段,这个理想的“少年中国”一反清末民初以来阴霾低靡的国家想象隐喻,新的国家在他们眼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少年中国》月刊是五四时期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期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它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旗帜下,聚集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试图寻找一条改造中国之路。这个“少年中国”形象是学会同人心目中理想中国的载体,具有多重内涵,早期会员在王光祈的带领下,热衷于小组织的“新农村”和工读互助团“城市中的新生活”的实践活动,他们试图通过团体生活的“互助”“合作”方式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除国家的界限和政府的管制,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显然带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色彩。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最后走向失败。杭州大会以后,面对日渐紧迫的国家救亡任务,《少年中国》期刊同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民族国家的想象更加清晰起来。这一时期,会员之间思想上潜存的差异也更为凸现,反映到未来国家的建构上,以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信仰者既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教育来塑造一个独立统一的、应激型的国家,又希望在这个国度里充分地保障个人自由和实现普遍的民主,他们甚至借鉴西方国家的革命历史,从理论上构建一个“三民”联合的共同体。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条件下,这种想法难以实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继承了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理想,又借鉴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成功地建构起以无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阶级共同体,来有效地整合创造民族国家的动力资源,以实现彻底的革命理想。文学同样在想象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早期侧重于表达个人理想的人的文学到大革命前夕倾向于劳动人民价值观念的革命文学,中国形象在文本中更为具体化地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