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而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转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体系被人类依据主体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所解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现代性自确立以来就是一种个体的人试图完全依赖于自身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来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现代性的本质即理性的逻辑和主体性原则。明晰了现代性的本质之后我们发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人基于自身的理性逻辑和自我意识以“认知主体”对“价值主体”的否定所导致。因此，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需要反思如何拯救和新建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提出了反思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进路，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作为三条进路的最重要代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第一，马克思的反思进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不仅仅批判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更重要的是把批判地矛头指向了理性的现实根基——资本。理性与资本的联姻构成现代性的本质，基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现代性的逻辑是一种“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一方面混淆了“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差异，另一方面把人“抽象化”了，抽象化的结果是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因此，理性和资本的联姻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价值主体”的丧失，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指向了理性与资本。具体而言，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撑——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实基础——资本展开批判，进而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对“价值主体”的新建。
　　第二，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西方理性逻辑的“本体论”束缚，恢复人的“此在”状态和生命价值。海德格尔看到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背景对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表现为理性与技术合流形成“技术理性”的控制。一方面技术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依靠技术理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取了更大的“促逼”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座架”又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技术与理性的合流使得人远离了“自然”的本真和“此在”状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人丧失了“价值主体性”。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对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又要认识到技术对现代性的消极意义，技术导致时间的“无聊”，否定生命的价值。我们需要跳出日常的时间、回归真正的内时间，丰富生命的具体内涵和价值，获得存在的意义，进而拯救“价值主体”。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囿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未能实现对现代性的真正超越。
　　第三，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梁漱溟立足于儒家文化对现代性价值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梁漱溟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重新解读和批判现代性，并试图通过情感和理性融合的文化重构路径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存在的家园，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改造，是超越现代性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先秦儒家文化当中重新发现克服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良方，并在重新解释和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完成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但是，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思维的把握还比较片面和浅层，他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某些“优点”看作是现代文明前进的图景，这无疑是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基于对中西马三条进路的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梁漱溟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梁漱溟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其片面性：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进路并没有跳出西方文明的思维框架，亦即海德格尔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批判并不能跳出现代性本身，梁漱溟的文化反思进路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现代性价值批判，因而其理论根基的现实基础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存在张力。因此，我们需要在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中，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重新探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探索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就要在探讨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批判性地超越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促进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所以，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融通中、西、马三条进路，时代性：面向过去和未来，人类性：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