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是国家政治话语影响下的文学行为,工人形象具体表现为三种类型:带着乡土烙印的城市新主人、个体情感被湮没的工业英雄以及淡化性别意识的“花木兰”。新时期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小说中的工人形象随之发生转变。80年代初期,宏大叙事成为首选模式,工人干部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普通工人形象缺席。80年代后期,普通工人的生活实景被原生态地展现出来,工人形象更具真实性、立体感。90年代,社会转型更为深入,各种问题随之凸显,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流水账”似的记录,开始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态度,下岗工人成为书写对象,但作品仍未摆脱“干部主掌大局”的创作模式。新世纪以来,“农民工”问题引发各界关注,“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工人形象不再散发过去的光芒,展现了更丰富的内容。专业作家更注重把握这一群体的同质性,打工作家则强调打工者的个人奋斗、个人努力。但在消费文化的裹挟下,为了迎合大众趣味,有的作品派生出许多离奇浮夸的情节,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真实却鲜有人关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工人形象的流变引发我们对工业文学创作的反思:工业文学首先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应当严肃认真,展现锐利与锋芒,尽量规避意识形态或资本权力的影响,对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