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13年的《商标法》修订中打破以往常规的损害赔偿方式,率先确立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到2019年再次修改时,进一步提高赔偿倍数,以期惩罚与威慑在社会市场中泛滥的商标侵权行为,体现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之强。但是由于缺乏相关实践经验,直接引入该制度,导致该条款制定的不甚完美,从司法审判实践情况来看,其立法旨意并未完全体现。虽然该制度被制定7年有余,但是在实践中法定赔偿条款适用泛滥、诉讼赔偿额度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原因在于:首先,立法上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含义不明,导致司法上各地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存在分歧;其次,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础难以量化,法院不敢轻易作出判决;最后,权利人举证困难,法院基于无证据无奈只能作出法定赔偿。2020年,《民法典》正式公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民事基本法的确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使该制度不被“束之高阁”,如何提升其适用率是当务之急。本文主要通过对各地法院的判决进行统计分析,找出惩罚性赔偿适用率低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借鉴域外的一些经验以及相关规定,以期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联系我国实际情况,对司法领域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厘清“恶意”和“情节严重”二者的含义及关系。对于“恶意”可通过侵权人的“附加行为”,如多次或者长期侵权、采取掩盖手段等因素来认定;对于“情节严重”应当以侵权损害后果作为主要考量因素,但也不能拘泥于客观经济损失,对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的时间长度,侵权的范围广度等其他影响认定的情节,如果也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同样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其次,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对于权利人实际损失可以通过商标权人市场份额的减少,商誉的丧失等因素来确定计算数额;对于侵权人获益可以通过适当放宽证据的认定标准或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来便于确定计算数额;对于商标许可使用费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发挥鉴定机构的作用,或者借鉴美国的比例计算法、虚拟价格法等。再次,明晰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存在重合关系,法定赔偿不应当作为计算基数。为了避免受害人因举证困难,自身损失得不到弥补,最终导致侵权行为无法追究的情况出现,应当认定法定赔偿兼具补偿与惩罚双重特性。最后,对于被侵权人举证难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以及适当降低侵权人的证明标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司法实践,符合中国国情的证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