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书写言说甚多,但尚未见将“人性观”与她小说的创作方式、人物的性格模式进行关联的研究,对小说中的人性观及其对应的小说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研究尚阙如。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内涵,将她小说中传达的人性观概括为:人性必然藏污纳垢、人性的弗洛伊德化、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悖。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观与其小说模式高度契合,主要体现在主题类型、情节模式、人物性格公式等层面。严歌苓小说的人性观对应着小说主题的类型化趋向:政治和“人性”的冲突模式,存在即合理的性爱观,特殊群体的人性也合乎情理,“人性”之善能拯救“人性”之罪;与其人性观对应的小说情节模式包括:极端境遇下的人性历险,“柔弱者”在特定环境下的命运突转,两难选择中彰显“人性”本真;与其人性观对应的小说人物性格公式包括:“超越性人格”=“非人性”,“高度理性”=“人性缺失”,自然人性的升华=“神性”等等。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观也关联着其小说创作的得与失。一方面,她侧重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人性观,的确增强了其小说的可读性,提振了作品的市场效应。但另一方面,人性观的片面和偏执又使其小说缺乏雍容宽广的气度,难以抵达超拔高远的境界,其叙述语言的自我重复、人物性格的公式化、戏剧性情节的模式化也容易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严歌苓小说注重故事的传奇性,模式化、市场化倾向较突出,同时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介入姿态;她既非通常意义上的精英文学作家,亦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者有别,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