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观众被简单的认定为一部或另一部电影观者、一类或者另一类电影类型的爱好者、亦或是某一明星的粉丝。在中国电影界,从最初的流行杂志、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到如今的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电子媒介,民众、学者以及公众话语对观众的争论无处不在。但无论是1949年前将电影视作新奇玩意的热闹型观众、将电影视作认知世界工具的学习型观众,又或是将普通观众视作庸俗之辈的智识观众,亦或是在建国后成为政治宣传对象的观众、改革开放后作为电影商品消费者的观众,电影观众早现在公众舆论、研究者著作内的历史形象基本没有改变。他们一直是被动的且缺乏自律的社会群体,需要被引导、被教育。与之相对,他们作为自然人所应有的文化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却被湮没了。本文的写作,并非是为了重新论证观众作为自然人所应具备的主观能动性,那在人文学科有关受众接受领域的研究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但是,观众作为自然人的属性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基础,所以文中笔者十分关注观众观影习惯的演变轨迹。从最初与京戏、杂耍、曲艺等传统娱乐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意交流、走动不受约束的观影习惯,到现代影院出现后那种“柏拉图洞穴”再演般自觉受到约束的观影习惯,观众对电影的认识随着观影习惯的变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研究时,笔者发现,现今作为争论的那些议题在历史上早已被翻来覆去地论述过,有时名目相同,有时花样繁多。笔者以为,这种轮回式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公众话语建构观众、观众表达欲望的行为模式不仅会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事件而相异,更会因为观众作为个体成长中受到像家庭、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相似。本文的目的旨在提供一个中国电影观众的成长史,尤其是通过比较年代较早的公众舆论中有关电影观众的争鸣历史,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公众话语表达,描述中国观众如何去认识电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