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学者不断为之故、训、传、说。到清代,《尚书》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上,都是以前各朝代无法比拟的；而且今人在研究《尚书》时,也都不能不考察清代《尚书》学的研究成果,作为自身研究的起点。清代《尚书》学的演变与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清鼎革,使一大批士人在反思明亡的教训中,把矛头指向王明心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尚书》研究的重心是反思蔡沈《书集传》给学界带来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成果,是把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中二十五篇定为伪书。到乾嘉时期,考据思想主导着学界,《尚书》辨伪学者的重心是探寻二十八篇真古文《尚书》的意蕴。到晚清时期,清廷面临内忧外患,经世致用思想再次激起波澜,《尚书》学研究的旨趣发生转变,在今文经学的主导下,《尚书》辨伪不仅在于它的学术意义,而且是清儒面对世变而作出的应急反应。清儒中以阎若璩为代表的辨伪派和以毛奇龄为代表的证实派,对古文《尚书》的传承系统展开争论,其大旨在于证明各自传承体系的合法性。两派辩论的焦点是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中的二十五篇的真伪,他们主要围绕二十五篇的篇目篇数、文体格制、文献来源等议题进行激烈辩论。通过这些辩论,虽然两派都难以拿出有力的证据说服对方,但是使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存在的争议问题更加明晰,使后人更清楚的看到问题的根结。辨伪派和今文学家均在追寻晚书的作者。这二十五篇虽然被多数人否定,但是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并没有因为两派学者的辩论而丧失,两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二十五篇的思想价值。有清一代,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是粮食的主产区,呈现“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同时在战略上,长江中下游是南北交通的交集区,而这个地区水灾也不断发生。清代《尚书》研究学者对长江中下游的水道问题的关注,集中表现在对三江、九江地望的考论。他们通过梳理三江、九江地望的历史沿革,试图找到二大地望的具体方位,以便解决当时社会的需要。清朝是传统学术总结的重要时代,对《尚书》的辑佚和历代经解的汇编恰恰反映出这个时代儒学的基本走向。清儒《尚书》辑佚和经解汇编不仅在总结学术,而且把辑佚、汇编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又与社会思潮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