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体系总体上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渊源以制定法为主。由于制定法系根据以往司法、立法经验所形成,其固有的一些缺陷难以完全克服,即使针对制定法的缺陷又制定出大量的司法解释,使得这种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以制定法的方式解决制定法问题的单一方法,无疑是杯水车薪。而判例制度则以其独到的优点越来越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重视。判例自古就并非英美法系国家独有。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法、德两国,都非常重视判例,只不过在判例的运用程度上各有千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重新对建立判例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然也因此出现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逐步抛弃了那种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法律的观点,而当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恰当地运用判例。我国目前并不缺失判例的实践基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典型的案例,指导中国法官办理新类型案件,解决法律滞后、法律空白的问题。尽管目前还没有给这些案例以法源的地位,却不可否认最高院公布的案例已经具备了判例的一定功能。本文力图从中国现有法律体系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我国的判例阶位应低于制定法,并将判例纳入司法解释群中,从而在现有法律中找到判例制度的立足点,在不破坏现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判例制度。构建判例制度对解决制定法固有缺陷以及司法统一等问题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