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能够满足人民的温饱需求,但中国人民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化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中国成年居民承受着社会、工作和家庭等多方压力,导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亟需受到关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出现为解决当前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不高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目的:了解当前中国成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分析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探索认知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抑郁症状在认知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使用了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中的个人层面问卷调查数据并选取了16岁以上的中国成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该问卷使用了多阶段不等概率的系统整群抽样（PPS）方法。在排除缺失关键信息以及不符合本研究要求的个体后,共纳入28,018名调查对象。本研究使用SPSS24.0完成了数据清洗以及整理工作。分类变量和连续性变量分别采用构成比（%）和均值±标准差（（?）±s）进行描述;采用X2检验和t检验探索居民的一般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抑郁症状和认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完成影响中国成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进一步确定其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中国成年居民认知社会资本各衡量指标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使用process分别完成抑郁症状在认知社会资本各衡量指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2016年,我国成年居民的生活满意率为54.2%。2.就性别来看,女性认为生活满意的比例（55.9%）高于男性（52.5%）。在年龄分布上,＞65岁以上是我国成年居民生活满意比例最高的年龄段（68.7%）,比例最低的是26-35岁（46.1%）。非农业户口的居民生活满意比例（56.1%）高于农业户口的居民（53.4%）。关于婚姻状况,未婚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最高,占比56.0%。自我认为身体健康越好的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越高,自评为健康的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为57.7%。受教育年限与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呈“U”型分布,受教育7-9年的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最低,占比50.6%。高水平的自评收入和高等的自评社会地位中居民生活满意的比例最高,分别占比81.5%和78.8%。3.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居民生活满意的几率高于男性（OR=1.292;95%CI=1.222-1.365）。年龄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呈“U”型分布,26-35岁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几率最低（OR=0.657;95%CI=0.582-0.742）,＞65岁的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几率最高（OR=1.377;95%CI=1.180-1.606）。生活满意度在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更高（OR=1.091;95%CI=1.081-1.170）。非农业工作者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农业工作者（OR=1.112;95%CI=1.035-1.194）。自评健康状况好的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不健康的居民（OR=1.274;95%CI=1.168-1.391）。居民的抑郁症状每增加一分,生活满意的几率降低0.949倍。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出发,居民的自评收入水平和自评社会地位均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居民的认知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其中居民的信任感、邻里关系以及归属感每增加一分,生活满意的几率分别增加1.031、1.153以及1.190倍;与从未经历过不公的居民相比,至少存在一次不公居民生活满意的几率降低为0.851。4.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的认知社会资本各变量对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信任、邻里关系、互惠以及归属感对居民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是-0.172、-0.155、-0.153和-0.144（P＜0.01）;不公对居民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r=0.242,P＜0.01）。5.根据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在认知社会资本各维度指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信任、不公、互惠、邻里关系和归属感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分别是0.187、-0.085、0.093、0.134和0.152;抑郁症状在信任、不公、互惠、邻里关系以及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是0.044、-0.065、0.042、0.042、0.038。结论:1.2016年,超过半数的中国成年居民对所处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2.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工作性质以及自评健康情况的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3.不同受教育年限、自评收入水平以及自评社会地位的中国成年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布情况不同。4.居民的认知社会资本、抑郁症状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关联。5.抑郁症状在认知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备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