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最广泛的意义来看,推崇理性主义逻辑有助于人们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彰显,巩固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地位,推动人类社会取得长远的进步。但是,完全受理性主义逻辑主宰的现实世界,却产生出诸种统治人类自身的进步强制观念。进步强制及其所倡导的绝对理性的价值观念充分展现了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却也带来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危险与困境。这些危险与困境暴露了人类历史进步进程中的理性主义逻辑运用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迫使人类对进步强制中的理性主义逻辑进行重新审视。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起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单就理性这一范畴来看,古希腊到中世纪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体系。但理性在近代获得了统治的地位。理性不仅成为人类智力水平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而且也成为检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同时更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规律,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无限动力,其孕育了进步强制出现。所谓进步强制,就是指相较于其他强制而言的,以事物的向前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强制,即一种迫使事物永不停滞地向前发展的普遍客观的社会力量,它是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内在动力机制是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相互作用,二者共同推动着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发展。而生产强制与需求强制的共同作用则推动了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运行。随着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发展,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分别造成了技术的异化和资本的异化。不过,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最危险的并不是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给人类带来的现实困境,而是人类身处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统治中而不自觉其所带来的人性危机的存在。理解和把握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阐释技术逻辑批判、资本逻辑批判、人性批判等原理和内容时,西方学者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不同角度涉及了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这对于研究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的理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韦伯的工具理性是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的理论的两大支柱;胡塞尔的危机理论,以及海德格尔提出的“座架”概念,这些使得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的理论得以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继续深化了对理性主义逻辑批判的研究,这使得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的理论发展达到高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理性主义批判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剖析。这些呈现了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从萌芽、形成、强盛到拓展的理论批判脉络,为研究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批判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方面展开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技术逻辑作为进步强制的动力来源,既驱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与发展,也迫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分裂、对立、异化和对抗。随着技术进步,技术逻辑对自然界和人类的支配与强制不断加深,不断造成的逐渐放大的生态危机、不断加深的人性困境、以及技术意识形态的掌控,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技术逻辑下的时代困境,反思技术逻辑统治的根源、特征与局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的主体地位、技术乐观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反思,在技术逻辑统治的现实境遇中去寻找摆脱人自身被技术逻辑支配的状态、超越技术逻辑的统治方式的可能路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通过资本逻辑的分析,可以审视进步强制生成的深层根源。资本的扩张本性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把越来越广泛的事物纳入资本创造新的利润增殖的体系之中,驱使新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更大的资本,以获得更多利益。虽然,这种资本的扩张本性在促进人类历史进步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内,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社会财富是以往历史的全部资产总和的百倍以上。然而,强大的经济理性把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都转变为单一物的增殖的关系,作为欲望化身的货币变成了衡量一切存在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的不断强化也酝酿了人与社会之间的诸种危机与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拜物逻辑的深化、精神世界的沉沦、以及社会存在的失落。同时,由于社会的构成和运行是复杂的,因而决定了控制和支配社会的资本逻辑要得以彻底的贯彻与展开,就必须冲破一切阻碍资本增殖的障碍和界限。具体来说,资本逻辑的扩张性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资本的权力逻辑,在社会领域表现为资本的消费逻辑,在文化领域表现为资本的文化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的种种幻象进行否定性的反思,对资本逻辑自身的超越性进行反思,才有可能使现实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在人与自身的关系层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与科技的迅猛进步,人们尽管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但却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的缺失的问题。人们发现,自身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无节制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及人文精神的退场。随着工具理性统治地位的上升,价值理性的重视程度日益下降,以及人文精神的退场,这必然带来整个人类发展的困境与危机,其主要表现为终极价值关怀的消隐与价值秩序的失范、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性思维丧失,以及现代与传统文化可能性的断裂。在这一背景下,反思人之为人的本真意义、反思人文精神的超越性、让哲学成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对重拾人的价值与意义,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的扬弃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尚保持这种克服这一逻辑的可能性,我们就要不断的寻找可能路径,不断在实践中自觉克服进步强制的理性主义逻辑对人类的强制与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