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是17世纪中叶介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又一部百回世情小说,它对我国现实主义白话小说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醒世姻缘传》的版本流传上看,它自诞生之日起曾拥有大量的读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胡适、徐志摩称为说部中“五名内的大小说。”诗人徐志摩说,《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张爱玲则强调:“《醒世姻缘传》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我常常替它不平,总觉得他们是世界名著。”思想史、文学史家胡适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但由于评点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有意无意的疏忽,这座碑碣已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二十世纪80年代初,山东齐鲁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河南中州书画社相继出版此书,才打破半个多世纪沉寂的状况,同时受到我国史学界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对象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仅限于重大政治事件、精英人物。”从《醒世姻缘传》现存的研究资料来看,除段江丽博士的《〈醒世姻缘传〉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外,其他均为单一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学、语言学、果报观和婚姻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与《醒世姻缘传》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相比,还是很不相称,至于从文学性、文化史、风俗史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醒世姻缘传〉研究》分四章。第一章关于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源流。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学术界目前有六种说法,主要由淄博蒲松龄说、诸城丁耀亢说、兖州贾凫西说、陕西人士说、章丘人士说和河南人士说。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分析上来论证,这六种说法只能是一种推测,并无确凿证据,只能暂时存疑。关于《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有“崇祯说”、“顺治说”和“康熙中后期说”,由于作者无生平可考,成书年代的考证只能立足于文本,本文从七个方面查找内证,认为“顺治十八年说”更有说服力。同时在曹大为先生、李国庆先生、杨春宇先生和段江丽女士研究的基础上对辛丑十行本、同德堂刻本、省轩锓藏本、同治庚午本和戊子十二行本进行简单梳理,并记录下各大图书馆有关《醒世姻缘传》版本的特征。第二章主要探讨《醒世姻缘传》神道教化思想的深层意蕴——儒家思想的折射。《醒世姻缘传》中神道教化始终遵循着儒家的伦理化的思想传统,晁夫人的善行义举是儒家博施济众、仁爱为本的儒家理想的昭示。晁梁以孝义纯儒的生存方式,显示出儒家伦理道德在作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晁源两世两地的孽姻缘则表明,《醒世姻缘传》消化吸收佛教因果轮回观念,强调儒家仁义纲常为本的伦理道德设置不容践踏。在神道设教中作者自主弘扬儒家道德的主观愿望,自觉地对佛、道二教采取理性的批判态度,揭示出在世风浇漓、人情淡薄的社会风气中,神圣的佛、道二教的法事,物欲横流,释放出浓郁的铜臭味;神道人员总体上道德堕落,抹去其头上的灵光圈。由于作者思想的局限,作者在弘扬神道教化的同时却偏离了儒家仁者“不忍之心”的传统轨迹,竟以神道毁灭的名义惩罚“作孽众生”,导致神道毁灭众生的思想悖谬,在神道毁灭中将人性质变为兽性,反映出西周生无视人性,违背人道教化倾向。在救荒的描写中,作者美化循吏,袒护见死不救的乡宦举人,谴责劫后余生的饥民,表现出作者十分明显的阶级偏见。第三章薛素姐悍泼人格的透视。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悍妇形象。就其悍泼程度而言,薛素姐是最有光彩的代表。她的悍泼就细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她悍而不妒,她虐待和报复的目标仅仅是狄希陈,她的悍泼至死不悔,至死不改。就其心理学层面而言,她的悍泼是对传统妇道的叛逆,拒绝作传统女性角色,对家长权威的践踏,体现了畸形的男性化倾向。就行为上而言,素姐并非蛮不讲理,她的发威每一次都有理由,她的悍泼主要出于自我的防御保护意识,寻找和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探究素姐的婚姻和人格悲剧,主要来自于先天无爱、缺乏两情相悦及其婚前父亲对素姐的“闺训”的恫吓,造成其人格的扭曲。在《醒世姻缘传》中,西周生自觉教化的意图,阴差阳错的促成了薛素姐自觉的个性追求,在个人欲望驱使下,薛素姐违背文化专制下的禁欲伦理与贞节道德,破坏伦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等级秩序,对当时进步的人本思潮发出一声微弱的回响。第四章《醒世姻缘传》的叙事艺术。中国古典小说都有一个明显的义理结构,《醒世姻缘传》也不例外。善恶之谈构建了小说的义理结构,文本围绕扬善惩恶的叙事机制,分别从扬善惩恶的维度、整合和高潮建构小说义理结构的叙事策略。小说从人物、时间、空间和理念上构建了情节结构的双坐标体系。由人物的连琐反应建立双坐标的交点,由空间的频繁转换构建双坐标的横面,由时间的推移构建双坐标的纵面。双坐标体系有主有次,有繁有简,即互相独立,又交错进行,在双坐标体系中包含着广阔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作者愤世的情绪。文本从写实性、喜剧性和反讽性上表述了小说讽刺叙事的美学品位。写实性讽刺使作品对人性丑恶的揭示与批判,获得一种现实的厚重感与美学穿透力;喜剧性讽刺不但使丑恶现出原形,可怜可笑,而且更有利增加了作品道德批判中的摧毁力量;作品中的反讽艺术,不但表现了讽刺手法曲折性和立体性,更显示出作者文以载道上的理性深度。因此,《醒世姻缘传》在世情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