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昌耀是一位重要的但其价值很难说已经被充分认识了的诗人。他一生命运多舛,却从未放弃过命运的抗争。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历史,就是与命运抗争的历史。而支撑诗人与命运抗争的动力,就是信念。本文从探讨信念与生命的重要关系入手,在诗人生活与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梳理了信念在昌耀诗歌(亦即生命)中的建构与反复受挫的过程。这一方面是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角度解读昌耀诗歌,另一方面也是对诗人诗作的一次系统性整理。论文绪论部分介绍了昌耀的研究现状以及写作本文的缘由。第一章对信念的含义作了简单的梳理和界定,并探讨了信念对生命的重要意义。第二章论述了早期(1953—1967)昌耀的信念建构与初次受挫:政治上,他力图寻求政治身份的皈依,却遭遇了政治身份的尴尬;文化身份上,他确立诗歌为生命的“宗教”,却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被迫折断了诗歌的翅膀;个人身份上,“家园”理想的受挫迫使昌耀只能将这一愿望寄托于“土地”和“英雄”两个形象。第三章论述了中期(1978—1985)信念的艰难重塑过程。文革是一代人的精神灾难,“回归”后的昌耀首先通过初期放歌来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再通过对“诗美”的创造来找回生命丢失了的时间;最后通过以寻找“文化根”为目的的高原母体朝觐来实现了对精神家园的重塑。第四章论述了晚期(1986—2000)价值虚无后的信念坚守。90年代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将一切社会存在重新进行价值评估。一代人所信奉的价值和意义被新的时代释解,价值虚无。昌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坚守信念,“政治情结”被放开扩大,向更终极的意义上溯;在诗歌贬值的时代坚持诗人的立场;在家庭破裂的处境中坚守爱情的理想。通过分析,我们论证了信念在昌耀生命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自杀可以说是身心交瘁后难再坚守信念的必然结果,但无论如何,昌耀也不愧为与命运抗争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