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2001—2010年),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积累了沉重的环境压力,种种环境危机已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有些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比如水源污染“带来”的癌症村。在国际社会,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发达国家以“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武器,要求中国承担与他们相等的减排指标。如何扭转当前国内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媒体对此反映强烈。它们逐渐增多的报道篇幅,不断拓宽的报道范围,对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促进民众环保行动的发生具有特殊的作用,逐渐成为环保行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报道中,“报道方式遵循客观、中立的信息式报道”,“报道内容就环境论环境”,“对原因的分析只流于浅层次的道德义愤,对体制性、机制性的深层次原因涉入不多”等等,都影响了媒体环境报道的效果。但《南方周末》的环境报道在充分发挥传播效果,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方面是成功的。其关于环境危机的报道方式、传播内容都表现出成熟、规范、理性的一面。2009年10月8日“绿版”的创办标志着该报环境报道的真正常态化,未来这一块将会形成比较固定的报道板块,四个版面的报道篇幅足见主编及负责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该报环境报道中,关于环境危机的范围、类别,以及传播报道方式,已逐渐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本研究以2005年为界线,把《南》报近十年的环境报道划分为前后两期,运用内容分析方法,从传承和流变这两个角度,描述、分析该报在报道方式、传播内容这两方面的特点。在对传播方式的运用上,本文认为,《南》报前后期具有传承性。在前期,通过新闻策划设置环境议题,进行专题性报道和追踪性报道；运用社会学方法,深入一线进行调查式、揭露式的深度报道；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创造受众的接受语境等,这几种报道方式都得到充分运用,也取得极佳的传播效果,比如关于科学家质疑核酸营养品事件的报道,圆明园防渗膜事件的报道。在后期的报道中,这些报道方式得到传承,并继续发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报道内容方面,《南》报前后期表现出鲜明的流变性。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在经济方面,关于资源、能源矿产危机和化工、化学品污染事件的报道明显增多,企业家群体的环保行动也成为新的报道内容；在政治方面,关于气候会议的报道、环保执法的报道和政府环境决策的报道作为新的议题被凸显出来；在社会方面,关于生态移民的报道,以及对环境危机中个体生存状态的报道也表现了前后期报道内容的差异。这些流变,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国内近十年,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