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是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出生后最先接受的教育,并伴随着其一生,具有“最初性”和“终身性”,其对于个体人格、性格和智力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家庭教育还与未成年违法犯罪、父母虐待儿童和亲子之间的冲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增进家庭的幸福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上有显著的作用。再加上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单靠道德已经不足够,更多地是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来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持,同时家庭结构、功能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得日渐多元,仅依靠道德、家训的传承再也无法规范和指导家庭教育,而需要借助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来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和规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1996年开始制定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到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都在不断从政策层面来逐步完善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和规范,并在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对家庭教育中家长教育的主体、教育内容等进行了规定,从2016年开始,重庆、贵州、江苏等十个省市也陆续制定并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试图通过条例来对本省市内家庭教育工作进行规范和指导,这些政策、法律法规都为家庭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然而,家庭教育发生的场所是在家庭成员内部,具有极强的私事性,国家是否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对家庭教育进行规范呢?为了探究家庭教育法是否存在可立法的空间,笔者通过结合我国宪法中与家庭教育有关的规定和“未列举权利”这一宪法理论,论证了家庭教育权的存在,国家作为家庭教育权实现的义务主体,有职责为家庭教育权的实现提供相应的帮助,在这一基础之上,家庭教育法的制定存在一定的立法空间。而家庭教育法具体该如何制定,则与国家如何为家庭教育权的实现提供帮助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