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为数不少的胡人君主曾有过称“天王”的行为。而秦汉以来,华夏君主一直所沿袭的是创自秦王赢政的“皇帝”号,故称“天王”就显得比较特殊。前辈学者对此问题有所讨论,或从权力结构、胡人文化自卑感来进行诠释,或以某个君主为案例从佛教中寻找答案；这些观点,有的稍显粗糙,有的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均难以解释为何“天王”号会流行于此时期。亦有人提出“天王”号可能受到北族文化影响的猜想,可惜仅提出假说而不证实。若翻阅《晋书》载记、《太平御览》偏霸部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魏书》匈奴刘聪诸传、《资治通鉴》晋纪等基本史料,我们可以发现,石勒、石虎二者称(大)赵天王时的不同行为,似乎暗示着“天王”号最初的来源,既非华夏文化,亦非佛教,而是北方胡人的政治文化,并且史籍里关于胡人名号之中带有“天”之美义的材料也印证了这种观点。因源出于非华夏文化,所以在此名号出现的时候并不被时人所理解。石虎是此中关键人物,他最早对“天王”号多有创制,尽管手段并不高明,亦足贻厥后来者。大多数入主中原的北方种族,虽自有风俗,却未尝不低头于庞大精细的华夏文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典章制度,以期获得正统名义并更好地统治汉地。所以石虎以“殷周之制”来润饰他的“天王”号,使其兼华、戎之美义。曾策名委质石赵的氐人苻氏,在其建国之初即模仿石赵君主之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天王”模式被运用得越来越成熟,在前秦帝国的废墟上,有诸多的胡人君主实践之。十六国时期,诸多胡人进入汉地建立国家,如果我们深入地去追究,就会发现这些君主的“天王”名号反映了当时华、戎文化交融的一个侧面。这是胡人内徙汉地的时代背景下的正常现象,特别是某些胡族群体割据一方,需要取得合理的统治权,那么他们通常会挣扎于保持本俗与汉化之间。但是,“天王”号与“皇帝”号毕竟不同,经过两汉魏晋以来的发展,“皇帝”号正式作为人君的稳定称号已确然无疑,并且势无与等。源于北俗的“天王”名号,即便附会了华夏古制,但声名已弱。虽然,秦汉以来的学者们大致都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仅称王,春秋经传里曾用“天王”指代周天子,“天王”号可作为天子之号,一些著述文字和时人的话语亦对此有所涉及,但是,它既不正式,也不及皇帝号所含的意义美好伟大。称“天王”行为仅是某些胡人君主的权宜计策,是众多选择之一。若有某种偶然的契机,“天王”很可能就会被换成更显赫的名号,一如赫连勃勃在得到“神京”长安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登上皇帝宝座那样。再者,十六国时期诸胡国家被后来的史家排除在正统之外,彼时众多君主称天王的行为,仅被史书记录为僭越、窃立而已,难以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所以其源流与发展,也就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