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从印尼的第十大直接投资来源国跃升为第三大直接投资来源国,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印尼的主要投资来源国。然而,随着中国投资的增长,各种不利因素也在迅速积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形成共振而发展成为对中国投资具有普遍影响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投资的系统性风险的迅速上升带来风险迹象的大量涌现。印尼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反华排华、腐败寻租、高成本经济等风险因素对中国投资的压力不断加大,针对中国投资的负面舆论炒作、游行示威持续发生,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具有暴力性质的冲突事件。在此背景下,加强对中国投资风险的研究和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学界亟需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研究的对象正是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系统性风险,研究的问题是:从理论和现实层面看,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具体而言,这些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理、过程和机制为何?存在哪些影响因素?目前,学界已针对中国投资风险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总体上将不同风险归因于印尼社会的具体问题,未能从系统性的视角界定风险的产生原因。为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采用系统分析、案例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系统分析集中于印尼的制度体系及其结构互动,从结构互动的视角分析中国投资风险的系统性产生原因。在案例研究中,作者于2015-2019年在印尼工作,期间收集了大量的现实案例。据此,本文交叉使用单案例过程追踪研究、集体样本定性分析、中小样本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实地调查中,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人种志方法、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本文研究安排:第1章绪论总结了中国投资的风险类型和分布特征,回顾学界研究,提出本文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研究的意义,构建概念和解释框架,确定研究方法。第2-6章围绕印尼五个社会领域的制度体系,归纳不同领域的制度体系产生的中国投资风险,分析结构互动对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影响。第7章以中国投资的“非法劳工”风险和“征地难”风险,以及雅万高铁项目的投资风险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第8章在总结本文结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控现状与政策进行思考,并从投融资模式改革、优化代理人制度、深化本土化经营、突破社会闭环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有:当投资合作发生时,中国投资便嵌入了印尼的制度体系。中国投资需要适应或被迫适应印尼的制度环境,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冲突与矛盾,各种风险因素随之产生。中国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产生于印尼制度体系内不同结构之间的互动。具体而言,风险因素产生后,印尼不同类型的制度体系之间的结构互动,以及各制度体系内部的结构互动将作用于风险因素,从而导致风险因素的升级,以及风险因素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叠加与扩散,形成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的产生过程看,结构互动导致风险外溢效应的发生,是风险的系统性升级路径。风险的外溢效应取决于风险的溢出能力和所处的结构条件,当风险具有溢出能力并具备结构条件时,风险的外溢效应就会发生。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从理论层面看,本文通过分析印尼制度体系的结构互动,对中国投资的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提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赋值。在此过程中,本文使用大量的一手数据和现实案例,实证中国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理、过程和机制。从实践层面看,本文提出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革为目标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实施“一国一策”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是作者参阅了大量的印尼语翻译资料,但受语言限制,对印尼语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仍然不足;二是作者长期从事实务工作,理论分析也存在一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