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结婚率持续下降,离婚率逐渐上升。离婚改变的不仅是夫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环境、与父母的相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父母的分离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探望制度可以妥善处理父母分离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将家庭破裂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伤害降到最低,帮助他们适应父母分离后的生活,让他们可以继续感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使家庭亲情继续存留。探望权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见面、联系、交流、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2001年,我国法律正式确立探望制度,满足了未成年子女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父母的情感需求。但是我国探望制度起步较晚,存在立法原则化、概括化,具体内容未规定或规定简陋等问题。实践中,由探望权主体资格认定、探望权主体如何实现权利等问题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现行法律规定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情况,未成年子女的权益难以得到最大保护。本文从探望权主体入手,通过分析我国探望制度立法现状,归纳我国探望权主体规定存在的法律问题,为完善我国探望权主体制度提出建议,以期探望制度得以完善,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首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二稿与第三稿关于探望权规定的变化,引出探望权主体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以及探讨探望权主体的背景和意义。其次介绍目前国内外对探望权主体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典型案例及案例争议焦点,本文将探望权纠纷案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大类为探望权主体的资格认定问题。实践中,有的法官认为未成年子女是探望的对象,不能作为探望权主体;而有的法官认为探望权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未成年子女有权要求或拒绝探望。第二大类为探望权阻碍事由问题,我国法律未规定具体的探望权中止事由,导致在实践中给当事人留下了争议空间。第三大类为探望权人滥用探望权问题。有的探望权人利用探望机会,将未成年子女“据为己有”,妨碍了直接抚养人的抚养权的正常行使;有的探望权人过度行使探望权,给未成年子女和直接抚养人造成困扰。如何平衡探望权人与直接抚养人的权利,使抚养权与探望权均得到保障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大难题。第三部分为探望权、探望权主体及探望制度相关概念概述。首先,论述了探望权的含义以及性质。探望权的性质是讨论探望权主体资格认定问题的基础。理论界关于探望权的性质有三种学说,分别为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兼备说,其中权利义务兼备说更为合理。其次,对我国探望权主体的含义、立法现状和探望权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论述。最后论述我国探望制度及其设立目的。第四部分为探望权的主体资格认定。本部分论述了三个问题,祖父母、外祖父母、未成年子女、继父母和养父母是否可以作为探望权主体。2019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二稿）》规定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有条件地享有探望权,而2019年12月的第三稿草案将该规定删除。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角度考虑,法律有必要规定隔代探望,但是隔代探望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未成年子女是否享有探望权也存在较大争议,从探望权的性质、设立目的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发,允许未成年子女作为探望权主体具有合理性。除此之外,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也可以有条件地行使探望权。第五部分为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的相关问题。我国法律对中止事由的规定采用的是概括主义立法模式,不利于维护探望权人的权利。我国应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详细列举几项应当被中止探望权的情形作为参考。法官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进行,在中止探望权的事由消灭后,当事人经申请,可以恢复探望权。第六部分为创设探望监督人制度。探望权纠纷案件是司法实践中最难解决的案件类型之一,法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探望监督人制度可以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在案件结案后保证探望权的有序实现。探望监督人制度可以作为解决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创新机制加以创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