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我国固定资产一直处于高位增长趋势，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引起了管理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还处于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国有股一股独大、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政府监督滞后等现象普遍存在，体现出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过度投资便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体现之一。“过度投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健康成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制约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代理冲突，实现经营目标与管理者目标一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于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整理成以下三个方面：过度投资的成因、过度投资的制约因素、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其次，本文系统地阐述了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的相关理论，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制定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抑制高管的过度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利益趋同效应解释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第三，本文再次对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认为良好的薪酬契约应该有助于缓解管理层自利行为引发的代理问题。因此，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作为公司治理过程中解决过度投资这类委托代理问题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的监督并激励管理者，实现管理者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平衡，从而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冲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假设。最后，为了检验假设，本文首先借鉴Richardson（2006）的做法，选取2006年至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估计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然后，分别从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个的角度，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再者，考虑到在我国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从控股股东性质的角度区分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高管持股比例对过度投资的制约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即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越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的过度投资均没有显著相关性；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的过度投资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均得到验证。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薪酬契约制度的有效性，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改善激励机制、缓解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