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中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奠定了此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佛教与地区社会的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具体实践。中国各地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地方特色,佛教在不同地方的传播自然要采取不同的路径。南北朝政治的多变,又使佛教在社会中的建设历史更为复杂多绪。以南方的会稽地区为例,东晋南朝会稽佛教曾一度为人所称道,但佛教渗入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的动态性和地区特性却罕见关注,值得做更深度的考察。除绪论与结论外,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梳理史籍中会稽地区僧尼与佛寺这两个传播载体的踪迹,发现二者形成了适应会稽人口结构与信仰需求的时空分布。第二章讨论东晋南朝僧团逐渐纳入国家管控的过程及其对会稽僧团的影响。在佛教知识流动和皇权复兴的背景下,南方统治者通过征召高僧、设立僧官和编修官方经藏等方式,以建康权力为主导,确立了全国僧团在组织、行为和心理上的秩序。第三章分析会稽主要的佛教义学与崇拜活动。会稽地区除法华学一直特为发达以外,先后流行过般若、毗昙、涅槃、成实等佛理学说,以及弥勒、弥陀的净土崇拜,显示会稽佛教在东晋以后迅速世俗社会化,适应民众的信仰心理。第四章关注会稽地区儒、道、佛三教关系。会稽士族曾保有汉儒学风和道教信仰的遗留,但随着家风家学的转变以及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以余姚虞氏和山阴孔氏为代表的大族渐渐以儒兼佛、以道兼佛,发生信仰转向。在会稽的山岳信仰空间中,佛道二教势力则有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直接冲突。第五章论述东晋南朝会稽佛教为后一历史阶段的隋唐越州留下的历史遗产。大一统的新局势打破了建康对地方佛教的结构性压力,借助深入地方社会的建设基础,隋唐越州义理佛教强势复兴,成为江南佛教中心。而在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关东晋南朝会稽佛教的记忆大多脱离了宗教观点,与当时文化风尚相联系,真实的历史经历了文化意涵的再塑造。本文通过分析东晋南朝佛教与会稽社会的结合的条件与方式,旨在从一个侧面对这时期的宗教、地区与国家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