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是涉及诗歌本质及功用的古老诗学命题。陈衍提出“诗言己志”,对此命题作出新的阐释。“诗言己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就诗歌功用而言,重视诗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强调政教之用;就诗歌内容而言,主张以个人化的语言抒发个体之情感体验。“诗言己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以及诗歌的本体性、无功利性。这一观点本身不算新颖,在漫长的诗学史上可发现与之类似的观点,如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或有新的意义。陈衍重新阐释“诗言志”命题,或有其现实针对性。文章拟从实证、理论、创作三个角度来讨论陈衍的“诗言己志”。实证的角度,从生平及交游入手。陈衍明显表现出由政到文的转变,他对政治的疏离,对文学自我的重新定位,是“诗言己志”在实证层面的展现。理论的角度,从“变风变雅”、“新哲理”与“边际语”入手。陈衍对“变风变雅”作出新解,不再要求乱世之诗含蓄委婉,达到政教之用;提出新概念“新哲理”与“边际语”,主张以个人独创之言写个体独特之情。这是“诗言己志”在理论层面的具体阐释。创作的角度,从陈衍的题画诗及山水诗入手。在涉及“遗民”话题的题画诗中,陈衍避开对遗民品质及出处问题的讨论,未表现对遗民忠贞品质以及避世或死节做法的认同;在乱世的山水诗中,陈衍也并未如前代经历二朝的多数文人一般在诗中寄托政教思想。陈衍诗歌对政教功用的忽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诗言己志”在创作层面的实践。文章最后探讨“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从诗人角度看,部分诗人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政教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忽视。从诗歌角度看,古典诗原有的政教功能和价值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诗歌转而面向个人内心以求证其存在的价值。“诗言己志”既是古典诗学内在的自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包容和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