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典籍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精华，传承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与文明精神。而《孟子》作为汉语典籍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孟子》记录了儒家学派继孔子之后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的言行和思想，对于传承和发扬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和儒学文化意义深远。因此，《孟子》的外译，无论是对于世界文明吸收和汲取中华文明的有益成分而言，还是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和传播而言，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目的论和传统以“信”或“忠实”为唯一标准的翻译理论不同，目的论提出，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译文受众—译文预期接受者及其认知张力。翻译目的论是一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模式，从译文接受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其特点是以译文功能为取向，以接受为终极目的，十分注重翻译的实用性。作为一种以解构主义为视角的翻译理论，目的论破除了传统翻译理论以“忠实”、“等值”为价值标准的框框，注重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译本的功能，强调译本的性质主要由其目的和任务来决定。可以说，目的论为那些虽违反现存一些翻译标准但经实际检验十分成功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也为翻译学科的探索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维度。基于此，本文便尝试把功能学派翻译目的论和《孟子》的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目的论的观照下，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对《孟子》的三个英译本—理雅各、大中华文库版和刘殿爵的译本进行语言风格、句型转换、文化负载词和文化信息的翻译几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和描述译者在不同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影响下，在翻译中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差异，并对此作出甄别，得出以下结论：1.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对原文的忠实必不可少，因为偏离了原文意思的翻译便不能称之为翻译。但是，机械的、静止的忠实并非唯一的标准。在翻译中，应该把对原文本的忠实和译文的作用、翻译目的以及目标读者等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这也正是目的论所倡导的“结果决定方法”的客观写照。明确翻译目的、设身处地的为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和阅读感受考虑，这些都是成功翻译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汉语典籍翻译也不外如是。2.文化因素在翻译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翻译文化底蕴如此丰富的汉语典籍时更是如此。因此，受不同文化熏陶的译者在翻译时势必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正如《孟子》的三个译本所示，对中国文化更精通的华人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以及传达文化信息的语句时，通常都更好的在译文中传递出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而生长在西方文化中的外国译者，在译文中则更多的体现出了西方文化倾向，用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现象也不在少数。3.用翻译目的论来诠释汉语典籍的翻译，不仅是典籍翻译新方法的有效尝试，同时也可以成为典籍翻译质量评价的参考指标，因而事实证明是可行的。总之，运用功能学派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观照对《孟子》的翻译进行研究，有如下意义：首先，在翻译理论上是一个新的突破，由传统上从单维、静止的视角转向从整体、多维、动态的视角切入，为汉语典籍的翻译构建了新的理论范式，在汉典籍翻译界可谓是注入了一股清流；其次，在实践上，使得那些虽未能完全依照原文逐字对照翻译，但却符合目的读者的需求，较好展现出原作精髓的译作得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