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9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卖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由此而诞生。“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及结束后一段时间,各种力量汇集形成了历时数月的反日运动。社会各阶层对纪念日的积极建构和传播,及全国范围内随之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表明了“五七”、“五九”国耻的警示,是近代国家观念传播于国民之中的重要表征,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容国家主权遭受外国侵犯的决心,激发了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心。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政局混乱,国耻日的纪念活动自下而上展开,民众是国耻日纪念活动的主导力量。每年的国耻日活动成为民众表达政治愿望的时机,借由对屈辱历史的回忆,强化了民众爱国情绪。虽然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也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积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反抗外敌入侵,并利用其中所具有的建构价值取向。但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和时局稳定的考虑,其在纪念日活动中更多地扮演着消极的角色。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为了获取民间社会对其政权的认同,展示其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操控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传媒手段,对国家的象征符号进行了重塑。国耻纪念日被充分地运用到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传输,以完成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去。南京国民政府的纪念日活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行为,参与群体更为广泛。通过纪念日活动的举行,国民党将其与国家和民族置于共同的时间场域中来,使民众认识到国民党与民族国家的关联,只有国民党能带领中国人民洗雪耻辱,其他党派的活动都是对革命事业的阻碍,从而完成对“党国”的认知。在这种营造的充满耻辱感的纪念日仪式当中,国民党通过演讲、宣传等形式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给民众,使其认同国民党的权威统治。但在抗日的紧要关头,需要集中全国各种力量,而“党化思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排斥任何其他党派和思想,最终不利于其自身统治。　　 作为最具民族主义功能的国耻纪念日在抵制日货、抗战动员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充分体现了国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赤诚的爱国热情,是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较为成功的社会动员,是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整和和显现。国耻日作为民国时期最为重要而又特殊的纪念日,具有强化国民耻感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功能,因此,国耻日民族主义象征功能使之成为国家与民间共同建构的宣传抗日、进行民族复兴教育的重要时间场域,同时国耻纪念日也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纪念日中仪式的操演强化了民众的这种集体记忆,正是通过国耻日的纪念活动,民众对国家屈辱历史有了最初的了解,进而产生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同时对屈辱历史的不断回忆重现,培养了民族情感和共同反抗外敌的决心。　　 国耻纪念日在社会文化发展、人们观念更新、社会整合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将中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以凝聚民众对于中华民国的感情。国耻日的纪念活动,由民众的广泛参与得以构建,传播发展,但当纪念日活动进入国家、传媒与精英所主导的公共话语时,它的构建和传播又无处不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媒介,人们逐步形成了关于国耻日的集体记忆,民族情感认同增强,国民意识尤为强烈,中华民国民族国家得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