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开放过程中,国际化速度非常之高。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许多会计问题,很快在中国重现,并且和中国这个特殊的经济、政治、法律环境相结合,更具有复杂性。盈余管理就属于这样一个先在国外出现、盛行并继而进入中国的一个问题,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一旦出现,就表现出极强的中国特色。西方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其相关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成熟。透过盈余管理问题在西方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市场参与者的游戏”。总的来说,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上市公司在利用会计准则中的某些政策时留有余地,会计人员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使得会计准则具有所谓的弹性,这些弹性在某些方面能够适应企业业务创新和管理者的需要。但当这些弹性被过渡开发时,滥用这种弹性的盈余管理便随之出现。目前,“盈余管理”这个词的定义层出不穷,而且学术界对盈余管理是否属欺诈行为至今尚无统一认识,这将不可避免地给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造成困难。笔者通过对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主流的四种定义进行总结,提炼盈余管理的五个特点,得出结论盈余管理定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轻度盈余操纵;或通过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这些经营活动和交易的重组增加或至少不损害公司价值。但由于盈余管理会降低信息的可靠性,有可能误导大众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越少越好。正是基于上述特征,本文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讲,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是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途径。而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提升信息披露的水平是健全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同时是良好公司治理下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迈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间上市公司的不诚信行为屡见不鲜,违法违规事件也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诚信危机”。从表面看,公司治理仅是上市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属于上市公司的自律层面的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自律很难自觉养成,必须辅之以必要的强制手段。2001年全国人大在《证券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信息披露不真实是上市公司招股、上市、配股和年报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件的曝光,说明推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强化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国外理论界一致认同企业在信息披露水平或是透明度越高的情况下,企业越没有意愿进行盈余管理,越能健全公司治理。故本文认为要求企业披露更多更好的信息,应该能降低其盈余管理的行为。而这一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应当是设计出更恰当、权威的信息披露评价指标。对于信息披露评价指标的研究属于近些年来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分支,它通过信息生成、披露、传递等环节将信息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企业理论、公司财务、会计学等学科联系起来,以新的视角审视企业管理的各项经营和财务行为。综括目前相关文献对信息披露水平或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衡量,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使用有关组织的评价结果作为信息披露水平的替代衡量指标;二是研究者自建披露指数进行衡量;三是研究者选择某些能反映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特殊披露(如盈余预测)作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替代指标。通过比较上述三类信息披露评价指标,结合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证的大量研究成果,采用权威机构或相关组织公布的、有关本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评价结果作为透明度的衡量指标是现行制度环境下较为理想的选择。但是国际组织的企业信息披露的评价或调查,虽然和二、三两类指标比更加科学和权威,能激励公司提高自身的信息披露水平,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些国外评价指标的设计未必能全部套用于我国,因为第一我国散户占投资人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对于公司信息的需求度不高及信息分析能力不够专业,以致于企业在信息揭露方面遭受较小压力。第二根据国际专业机构标准普尔对亚太地区企业透明度与信息揭露的调查,我国企业信息揭露的情况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在这样的特殊国情下公司及社会大众可能不会重视权威机构的评价结果,并且评级机构对信息披露的评价可能不是完全站在公司披露政策的角度来考虑的,总免不了掺杂些其他因素(诸如行业偏见等),因而其结果与公司真正的信息披露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本文就试图从这个角度突破一下目前的研究领域,探讨深交所信息评价系统的实施对盈余管理的控制和促进我国盈余管理研究的完善程度。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从2001年开始对在其上市的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希望借由企业自行揭露更多和质量更高的信息,可以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来提升公司治理的效能,减少盈余管理行为。2001-2003期间,深交所虽然对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考评,但是具体公司的考评结果并没有完全披露,仅列示了信息披露“优秀”的公司名单。直到2004年7月30日,深交所首次在其网站(www.szse.cn)“诚信档案”中公布所有深市上市公司三年来信息披露考核结果。2004年7月31日,上海证券报全文登载了深市公司2003年度信息披露结果的相关信息。此后,深交所都在其网站公布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信息披露评价系统的实施,能否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信息披露评价系统实施后,管理层持股比率较高的公司,其盈余管理降低的程度会较明显?信息披露评价为“优秀”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行为是否会比评价为“不及格”的较少?实证结果显示该考评系统实施后,整体而言,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已显著降低,其中又以管理层持股比率较高的企业,受此系统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我国上市企业中管理层持股比率较高的企业不在少数,因此评价系统的实施对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很大的作用。不过,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优秀」及「不及格」的企业,在盈余管理的程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因深交所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指标,并无法统一的适用于所有产业或特性的公司。限于我国目前仅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进行考评(如上文所说,上交所只实施了一年)。因此本文的研究仅仅是针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如果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系统重新运行,后续研究可以再收集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的资料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深交所的考评还将继续下去,后续研究还可以收集往后年度的资料进行探讨。此外,盈余管理的计量问题恰恰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也是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文在计量盈余管理指标时,采用的是夏立军(2003)的调整的KS模型,虽然目前看来比较实用,但是随着国内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也许会出现更好更权威的模型,未来的研究可考虑采用其他不同的方法。希望这些研究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为我国权威机构信息评价系统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