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lock Holmes: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之一,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自其1896年首次译入中国以来,便被不断地复译,历经一百多年的翻译,依然是最脍炙人口的侦探小说。除了小说的主人公夏洛克·福尔摩斯之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作为案件中重要的参与者,其外表、言行举止、性格以及人们对其态度都成为了该小说的亮点。然而,不同时期的翻译版本也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在清末民初的版本中,其女性形象更接近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人物有着美丽的外表,温柔的性格,得体的言行举止,但地位却十分低下。而在改革开放后期的版本中,女性又恢复了原作中的现代西方女性形象,有不同的肤色和发色,有着突出的个性,虽然地位不高,但却受到了人们的尊重,相同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译作中却呈现了不同的形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探究的论题。本文以1916年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1981年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为个案,从形象学角度分析译本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并分析它们是如何被理解、被翻译和被塑造的。通过探究这一形象变化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根源,作为读者的观察者的接受能力,以及作为形象创造主体的译者因素,分别探究1916年版本中传统东方女性形象(“自我”形象)在他者身上的投射,以及1981年译本中现代西方女性形象(“他者”形象)的回归,从而揭示翻译活动在塑造“他者”形象和言说“自我”形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促进“自我”和“他者”及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