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首次将农产品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构成《农业协议》的三大支柱。市场准入打开了别国市场，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则直接和间接地提高了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内支持作为《农业协议》三大支柱之一，它与补贴协议之间以及它自身相关条款之间的关系，实施期间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目前各国在这一主题上的谈判立场，它背后各国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对我国而言，在国内应如何调整相关政策，在谈判中应如何明确主张，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农业协议》第一次使用“国内支持”这个术语，但是并没有给出它的概念。通过对《农业协议》相关条款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支持的范围与国内补贴的范围相同，所有被计算在综合支持量(AMS)中的措施都是国内补贴的形式，而且第6条和附件3有多处将“补贴”和“支持”互换使用，可以得出结论:国内支持和国内补贴是同一概念，指除出口补贴之外的所有补贴。以“政府执行的农业政策和计划是否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为标准，《农业协议》将各种国内支持措施划分为要求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和不要求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前者就是“黄箱措施”(AmberBox);后者则包括“绿箱措施”(Green Box)、微量允许(De Minimis)、“蓝箱措施”(Blue Box)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 andDifferential Tre(a)tment)。　　根据《农业协议》与补贴协议的相关规定，《农业协议》在总体上优先适用。在具体规则上，成员可以在承诺水平之内使用包括被补贴协议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在内的“黄箱措施”;微量允许和“蓝箱措施”属于可诉补贴，但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条件;“绿箱措施”则完全不受补贴协议和其他单边或多边措施的约束。　　《农业协议》将所有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支持政策称为“黄箱措施”，要求对其做出削减承诺。没有做出削减承诺的成员不得使用“黄箱措施”，但是在微量允许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情况下例外。与关税和出口补贴的削减不同，国内支持的削减是总量削减。《农业协议》用综合支持量(AMS)来表示一国的国内支持水平。《农业协议》要求自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在6年内每年以相同的比例逐步削减20％的综合支持总量，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以每年相同的比例逐步削减13％的综合支持总量，最不发达国家无须削减。综合支持量是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有利于基本农产品生产者的对一农产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水平，或指有利于一般农业生产者的非特定产品支持。它包括市场价格支持、不可免除的直接支付或其他任何不属于免除削减承诺范围的补贴。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所有国内支持的总和是综合支持总量，每个国家在基期的综合支持总量被称为基期综合支持总量，它是后来进行削减承诺谈判的基准。实施期任何一年中实际提供的支持水平被称为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实施期任何一年中或此后允许提供的最大限度的综合支持量，即年度和最终约束承诺水平。《农业协议》将1986年到1988年作为进行削减的基期。两个因素的存在削弱了国内支持规则的约束力:首先是双重基期水平的存在;其次是第6条的例外措施被包括于基期综合支持总量之内，而不包括在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之内。　　第6项下的微量允许、“蓝箱措施”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及附件2中的“绿箱措施”属于不要求削减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　　在微量允许情况下，无论是对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还是对非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只要对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未超过该成员一基本农产品在相关年度内生产总值的5％，或对非特定农产品的国内支持没有超过该成员农业生产总值的5％，就不需要将其包括在它的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之内。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0％。对于“蓝箱措施”，如果成员的直接支付是在限产计划下，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予，或者按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以下给予，或者对牲畜的支付按固定头数给予的，那么这些支付可以不必进行削减。在特定条件下，这两类措施受其他WTO规则的约束。　　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定由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提供的三种国内支持措施是削减承诺的例外，即发展中国家成员中农业可普遍获得的投资补贴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中低收入或资源贫乏生产者可普遍获得的农业投入补贴，以及发展中国家成员鼓励对以生产多样化为途径停止种植非法麻醉作物而给予生产者的国内支持。　　“绿箱措施”是没有贸易扭曲作用和对生产的作用，或者此类作用非常小的措施。它必须同时满足基本标准和不同措施的特殊标准。基本标准就是所涉支持应通过公共基金供资的政府计划提供（包括放弃的政府税收），而不涉及来自消费者的转让;并且所涉支持不得具有对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的作用。特殊标准规定在它所列出的措施内。附件2中共列有12种“绿箱措施”，它们可以归为四类:(1)一般服务。它涉及为农业和农村提供某些最基本的服务和政府支出（或放弃的税收）。它包括政府资助的研究、病虫害控制、培训服务、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营销和促销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2)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它涉及积累和保持构成国内立法所确认的粮食安全计划组成部分的产品库存的支出（或放弃的税收）。可包括作为该计划一部分的对私营产品储备提供的政府援助。但必须满足特定标准。(3)国内粮食援助。它是向城乡贫困人口提供的免费的粮食供应或以补贴价格提供的粮食供应，而且，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自由地将其提供给贫困者。(4)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得与产品、产量等因素挂钩。它包括不挂钩的收入支持、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自然救济、三种结构调整援助、环境计划下的支付、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付等直接支付。　　《农业协议》不仅规定了约束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纪律，而且也建立了它自身对义务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议和监督的机制。第18条授权农业委员会审议监督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改革计划下谈判达成承诺执行方面的进展情况。农业委员会的审议是基于各成员就此类事项提交的通知。其内容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要求、新建立的或修改的国内支持措施、对通货膨胀的考虑及反通知。　　新一轮农业谈判举行的法律依据是《农业协议》第13条、第5条第9款和第20条的规定;现实原因则是实施期内存在的问题、各国希望借此扩大出口和非贸易关注地位的上升。同时发起新一轮WTO谈判的《多哈宣言》也对其做出了规定。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利益难以调和，以农业谈判为焦点的坎昆会议失败了。到目前为止，美国和凯恩思集团提出要取消“蓝箱措施”，大幅削减“黄箱措施”，但是二者对“黄箱措施”和“绿箱措施”的标准持有不同看法。欧盟等国则要求保持三箱结构，强调非贸易关注。发展中成员除了与美国有要求基本相同外，还要求将关税减让承诺与国内支持削减挂钩，要求考虑到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虽然国内支持规则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是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各种措施，而且发达成员的生产者补贴等值仍居高不下。　　我国主要使用了“绿箱措施”，也使用了少量“黄箱措施”，但是支持水平不高。对于国内政策的调整，主要从调整“绿箱措施”、有效使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和改革“黄箱措施”三个方面入手。在谈判立场方面，我国要以促使发达成员的大幅削减国内支持减弱其农产品竞争力，从而减轻我国农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为目标。要注意利用自己发展中新成员的身份，综合运用各种谈判策略，提出取消“蓝箱措施”、发达国家大幅削减国内支持、减少“绿箱措施”和设置“发展箱”四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