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理性选择下的认同建构模式,法治认同的主体—公民—可以摆脱任何一种特殊民族文化、族性身份的束缚,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该认同建构所依托的民主宪政程序,也可以通过开放性与参与普遍性,使得不同民族成员在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中获得责任感和归属感。重视法律认同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规范作用,对于现代社会整合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思想中的法治维度进行探讨。在对其思想细致解读的同时,挖掘宪法爱国主义给现代国家建设提出的法治规诫。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着重阐述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内涵的基础上,从法律认同的规范性作用和法律认同建构的法治要求两个方面,指出法律认同对于现代国家整合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对宪法爱国主义的法治进路——民主法治国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宪政法治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论证经由法治实现爱国主义的可行性。首先,民众所认同的法律,不仅应当获得国家权威机关的认可——合法律性,还应当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合法性。其次,以“权利互赋”为核心的新型人权观,对于实现人权保障、增进法治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商谈民主程序有助于从交往理性出发,在公民自主沟通与互动过程中激发个体的国家归属感。第三部分指明宪法爱国主义为现代国家建设提出的法治规诫。首先,以立法机构为主体、商谈民主程序为框架的立法过程,对于合法之法的产生至关重要。其次,唯有将人权与人民主权原则统一起来,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得到确认和保障。最后,培育公民德性,是促进交往理性下的商谈民主程序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