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研究非洲本土语言作为“象征性权力”在殖民地运行的方式、策略、效果和特点。本论文将通过剖析本土语言在身份认同、阶层分化、殖民地文化和社会秩序重建方面的作用,解构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实施的“文化霸权”,进而在殖民地语境下对微观权力的运行进行阐释。本研究探讨的“语言”是作为非洲本土语言的北尼日利亚豪萨语,“权力”是殖民统治权力,它体现为一种关系,即作为权力主体的殖民统治者因为拥有这种力量对被统治者实施殖民统治,从而在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权力结构中呈现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态势。本研究将通过史料文献来检验关于“权力”关系的既定理论和模式,希望通过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时期运用豪萨语的个案对“语言与权力”的分析提出较新的观点。研究选择北尼日利亚殖民地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民族和语言多样性地区,它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使研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实施“间接统治”,在语言方面的体现是将本土语言豪萨语塑造为统治用语。本研究认为,殖民当局通过语言进行殖民地“软权力”构建,使殖民统治合法化,巩固了殖民地政权,因此英国“间接统治”在豪萨——富拉尼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依靠于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在殖民地的运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具有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特征,殖民当局在众多非洲本土语言、前殖民地时期索科托哈里发的统治用语阿拉伯语、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中,缘何选择豪萨语作为统治用语、有何种动机、以何种方式和策略利用豪萨语、作用的效果如何以及对殖民地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逐一作出解答。研究采用的是文献法、历史学、社会语言学与政治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尼日利亚本土出版的豪萨语语言文学、语言发展史、词典工具书方面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统治期间豪萨语本土语言出版物；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殖民部档案中殖民当局关于北尼日利亚语言的政策性文件、伦敦殖民部与殖民地官员的通信信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国王学院关于豪萨语讲席最初设立的文献记载和校志,以及此后亚非学院的豪萨语学者们为殖民地法律和政策性文件的翻译善本；牛津大学英联邦与非洲研究图书馆关于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出版的蓝皮书、年度报告、殖民官员手稿和通信、卢加德爵士部分手稿；伯明翰大学吉百利研究图书馆的英国圣公会差会档案等。文献资料中涉及的语言包括英语、豪萨语、豪萨阿贾米和中文。通过对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运用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所代表的殖民地话语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其自身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从这个角度讲,豪萨语作为“象征性权力”体现为一种“能力”、“力量”、“资源”和“关系”,并存在于整个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其次,本土语言与殖民地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知识”作为媒介构建。殖民地权力产生的“知识”包括本土语言的语法书、同典、课本等出版物并成为“话语的构成”,定义了殖民地认知空间,从而将知识的本土形式转化为欧洲殖民者本体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同时说明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占有的知识空间遭到殖民统治者入侵,使其自身和所具备的本土知识同时沦为殖民统治工具。通过“知识”自身形式和传播方式的转变,对殖民地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侵蚀,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方式向被统治对象进行意识形态输入,从而引发殖民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变革。再则,与传统权力具有的强制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等特点不同,本上语言作为殖民地“象征性权力”具有非强制性、无主体性和依赖性等特点。本土语言作为一种“微观权力”和“软权力”,是潜移默化地以“同意”的方式在殖民地得以实施的,它具有的隐蔽性使其成功地充当了殖民当局的“卫道士”角色,掩盖了殖民地权力关系中的各种不平等。它推翻了看似明显的、固化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的权力主体和客体关系,其作用的发挥也必须得到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其他权力形式的支持。最后,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对殖民地身份认同、阶层分化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留给北尼日利亚最为深远的殖民遗产。通过“提升”豪萨语的地位、“贬低”阿拉伯语和其衍生出的阿贾米书写方式来实施语言地位的更迭,从而动摇殖民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根基,迫使豪萨穆斯林被动地在殖民地内部重新定义自身价值和政治角色。本上语言在殖民地制造出以毛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殖民地未来传统统治者的酋长子嗣阶层、殖民地雇员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英国殖民地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巩固了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地位,通过殖民统治的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使用范围得到扩张。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推动了北尼日利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但作为通用语被“制度化”后导致了尼日利亚严重的政治分歧,成为阻碍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