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需求扩张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铁路产业垄断边界发生了变化，潜在竞争环节增加。20世纪60、70年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均对其铁路产业进行了引入竞争、放松管制的结构重组，并取得了效率提升的成效。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铁路产业亦实施了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渐进改革措施，如80年代的“放权让利”和“经济责任大包干”、90年代的“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由于铁路产业特征的复杂性和特定的制度环境，我国对铁路产业更多的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但近年来铁路产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的财务危机，标志着我国铁路产业以发展代替改革的政策走到了尽头。　　 铁路产业的基础性和外部性，使其正常发展至关重要。找出铁路产业财务危机的生成机理、探讨危机化解路径和提高运营效率是铁路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将以铁路产业财务危机为背景，并基于对其产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系统研究了财务危机的生成机理、化解路径以及管制重构体系等问题，以促进铁路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文章首先对铁路产业财务危机及其产业绩效指标进行说明，认为财务危机可近似等价于铁路产业经济类绩效的低下;安全服务及其他服务质量等价于其社会类绩效。通过对我国铁路产业财务危机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财务危机主要是在财政补贴不足的情况下，铁路产业的自然属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行政垄断性、扭曲的定价机制以及替代品市场的兴起所致。　　 通过1986-2010年相关数据对我国铁路产业绩效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制度整体上的放松管制显著提高铁路产业的总产量，且改进铁路效率，在价格和利润方面不显著;国有产权比率提高显著降低铁路效率，在总产量、价格和利润方面与一般竞争性产业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铁路产业特征、刚性行政定价机制以及责权利不对等的产权虚置等所决定。　　 化解财务危机，应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改善陈旧投融资体制以及将原国铁分拆成四个规模相当、基本同质的区域公司以形成相互制衡的有效竞争三个方面同时实施，以避免某些路径改革超前或滞后所带来的低效率，优化资金利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改善财务状况。　　 最后，文章分析了我国铁路产业结构重组后的管制体系。结构重组后的铁路产业对管制机构提出了新要求，其设置应遵循立法先行，实现政、企、监分离，使管制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责权利对等、信息披露和可问责性，以及管制机构人员的专业化等特征，形成多方相互制衡的机制，以保证各方利益得到保护，实现管制机构高效监管，铁路产业高效运营，资源优化配置。另外，为促进重组后的多寡头铁路企业间有效竞争，摆脱财务危机和提高铁路安全性，应采取修正价格上限模型的激励性管制政策和提高边际赔偿金的约束管制政策，实现重组后铁路产业“效率与安全”双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