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去杠杆”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流动性承压。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质押所持股权以补充流动性,致使股权质押率达到历史高位。同期,我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行,导致大量质押的股权市值下降而面临平仓压力,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风险,甚至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2018年下半年,在政府“纾困基金”政策号召下,各方资金成立纾困基金,大规模介入上市民企。在纾困基金大面积介入市场的情况下,有必要深入研究纾困基金对民营上市公司所产生的效果。本文试图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研究纾困基金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股权型和债权型两种纾困模式对民营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差异。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一）从纾困基金的纾困模式着手,将纾困基金的运行模式分为债权型模式及股权型模式,并结合案例分详细分析了两种模式所采用的具体纾困手段。（二）通过理论分析,识别纾困基金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影响的两种机制:非理性交易和外部监督效应。此外,将债权型和股权型纾困模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分别分析。（三）使用实证方法对纾困基金对民营上市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本文使用2014年至2019年在A股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把2018年接受纾困基金介入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纾困基金介入对民营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也将股权型纾困基金和债权型纾困基金拆分为两个子处理组,分别使用PSM-DID模型检验两种纾困模式对股票崩盘风险的影响。（四）提出了三点建议帮助完善纾困基金的政策。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本文得到结论:（一）纾困基金会显著增加受援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其主要机制为纾困基金介入所引发的市场非理性交易。纾困基金介入导致了投资者对受援公司的非理性看好,促进了非理性交易,使受援公司股价产生了“泡沫”。过高的溢价,减弱了投资者对公司负面消息的承受能力,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二）相较于债权型纾困基金而言,股权型纾困基金更加显著地增加了受援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股权型纾困基金介入所产生的第II类委托代理问题,是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机制。股权型纾困基金介入后,对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出非理性要求,导致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了中小股东集中抛售所持股票的可能,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本文创新点在于:其一,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均采用理论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纾困基金的影响进行分析,是对纾困基金影响的定性方面的研究,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的实证方法研究纾困基金产生的影响,能够提供定量方面的研究,是对纾困基金相关研究的有力补充。其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观察纾困基金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文将股价崩盘风险作为研究视角,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研究纾困基金介入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对全方面审视纾困基金政策进行了一定拓展。其三,本文将纾困基金拆分为股权型和债权型两种纾困模式,分别研究它们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能够为未来的纾困手段选择上提供较好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