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延安的“革命圣地”（以下一般简称圣地）形象，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未概念化的“延安精神”的外在表现。延安“圣地”形象的传播，就是延安精神的弘扬，追溯“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便是探究延安精神何以产生的努力之一。延安之“圣地”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众支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争取话语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究延安的史实固然很重要，但考察延安在时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重要，因为后者决定了延安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它是人们进一步了解延安时期中共革命何以能够胜利的又一途径。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出发，借助传播学的思路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而探讨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政治间的关系。　　在中共加强宣传工作及外界关注延安的情形下，由延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文教机构、宣传媒介、文艺团体及个人等，与前来延安访问、考察的中外记者、民主人士、传教士、国际友人、国内外政治和军事观察组织等，共同组成了“圣地”形象的建构体系。从延安的角度看，这个建构体系由内（延安方面的）、外（国统区和海外的）两部分构成。在内部体系中，又形成了指挥系统（政治机构）、动力系统（教育机构）、传输系统（新闻媒介）、生产系统（文艺机构）等构成要素。他们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具体策划、各展所长，建立起高效的工作机制，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中外记者和国际友人等组成的外部体系，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其活跃期主要是抗战初期和1944年春夏之间。内外系统之间，并不存在隶属联系，但他们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有着默契配合。　　按照传播学的分类方法，“圣地”形象之载体，可以从传媒层面分作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及其他媒介三类。它以大众传媒为主，其他传媒为辅，是一个综合传媒系统。印刷媒介方面，陕甘宁边区仅抗日战争期间出版发行的报纸就有100多种，目前存留的或者知道名称的有40余种;出版了各种期刊大约60余种，其中24种属于文艺期刊。延安在国统区的印刷媒介，大概可以分作三类:取得合法地位，公开出版的中共报刊;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影响下的进步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统一战线中的报刊、出版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其他的媒介，搭载着通讯、报道、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木刻画等形式的艺术作品，将延安的“圣地”形象传递给海内外各层受众。　　中外记者和国际友人等奔赴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揭开蒙在延安身上的那一层神秘的面纱。于是，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延安的种种形象被来访者一一揭秘:“白色围城”、“红色堡垒”、“民族解放的熔炉”、“中国青年的圣地”、“民主的模范”、“中国的希望”等。延安方面通过“集中展示”和“日常展示”两种方式，也向边区、各根据地、国统区及海外受众展示延安的不同侧面:如“抗日与民主”、“青春延安”、“坚强延安”、“生产模范”、“大众文化”、“进步延安”、“艰苦笃实”等。上述有关延安的各种形象，是怎样凝结成“革命圣地”这一统一形象的呢?为此，本文进一步考证了延安“革命圣地”的由来，通过“他说”、“自说”和“我说”三种解释，分析了延安“圣地”化的原因。延安到底是谁的“圣地”?通过对延安誉称的“自称”和“他称”的分析，本文认为，所谓“圣地”，首先是共产党员的“圣地”，其次是革命青年的“圣地”，再到后来，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属于一切爱好民主与和平的爱国人士及广大侨胞。　　“太阳”、“救星”、“毛圣人”等，集多种形象于一身的毛泽东，是延安形象的核心与灵魂。中外记者多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入手来发掘他的领袖气质，延安方面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及人民大众，则基本选择了直抒胸臆，称毛泽东为“人民救星”，将他比作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太阳，高唱“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群众为什么如此热爱和拥护毛泽东?首先，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其次，毛泽东是最模范的群众路线实践者，他最善于与老百姓沟通，能够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达到了与群众心灵相通的境界。第三，毛泽东是一个出色的政治预言家，当他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预言一一为现实所证实时，信任、追随和拥护他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最后，由于各种媒介的宣传，毛泽东的伟大事迹家喻户晓，他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逐渐形成。古斯塔夫·勒庞曾说过，每当面临空前危机时，英雄形象往往成为人们希望的源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以非凡的才智扮演了“人民救星”的角色，正好满足了群众对英雄的需求。　　正如太阳也会有黑子一样，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也遭人诅咒与诋毁，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负面形象。诋毁、丑化延安的一小撮人，站在仇视与偏见的立场上，对事实进行歪曲。他们利用报刊杂志、小册子及后期的广播讲话等方式，不断丑化延安，说它是暗无天日的罪恶深渊。被广大群众誉为“太阳”和“救星”的毛泽东，也被那一小撮人污蔑为“自大狂”、痨病患者、鸦片吸食者与生活腐化堕落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国共宣传战中更被污为汉奸、封建残孽、野心家等。虽然诋毁延安的人群立场不一，但他们采用的手法却基本一致。这些人或者无中生有，或者恶意歪曲，最终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延安的负面形象可能会使极少数人一叶障目，但绝大多数群众都能识破谎言，“天下人心归延安”局面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受众，就是边区传媒网络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基层群众，包括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部队的指战员等。国统区的受众既有阅读延安报刊的国府高官，也有共产党合法报刊的读者群、进步报刊杂志的读者群等。海外受众包括官方人员、重要报刊的读者群及有关延安的著名书籍的读者群等。边区的群众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则热情讴歌延安，颂扬毛泽东。各根据地的受众，在各方面模仿延安并加入到歌颂延安的行列中来。国统区与海外华侨受众，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千里奔赴延安，在经济和舆论上支持延安，形成“天下人心归延安”局面。至于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子的反应，他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反将获取的信息用来诋毁延安。“天下人心归延安”，既是延安“革命圣地”形象传播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　　延安之所以会在人民心中享有“革命圣地”的崇高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事实上的民主、自由与进步。当然，“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也是促使延安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