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历来就是国家之间为争夺与已有利的政策选择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全球经济在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中,各国以汇率作为政策工具参与实现利己目的的竞争过程会更加迫切和激烈。我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协调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使之作为政策工具能有效地服务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是我国货币当局的首要任务。文章从以下两部分展开研究。其一,以Monacelli (2003)的论文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三国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影子银行行为模型、名义进口价格刚性和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在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箱中加入了汇率政策,完善了我国中央银行在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工具。其二,利用2006~2013年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结合美国、日本同期相关经济数据,对模型中主要结构参数进行了贝叶斯估计。随后进行外生冲击传导下的脉冲响应模拟,研究在不同类型的国外冲击下,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同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主要经济变量(产出和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溢出效应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传导。加强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对于减少国际间商品贸易的摩擦,对于维持我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第二,由于存在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导致产出缺口及国内与国际相对价格的失调。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重点应放在通胀以及偏离一价定律时汇率的稳定性上。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国际间贸易稳定,对于保持我国通胀的平稳和我国外汇汇率的稳定,有明显的作用。第三,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视角应具有全球观,货币政策决策要充分考虑国内和国外二维之间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