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国家-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上都要“冷门”许多。本文即以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国际裁判及学理讨论为基础,以法律解释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该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情形及其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间的冲突与协调。本文认为,该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可以适用于任何由条约解释或适用引发的争议,包括行使外交保护权、寻求条款抽象含义的解释。这意味着其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必然存在适用方面的冲突,但冲突的根源不在于两类机制的相异性而恰恰在于适用范围的同一性。国际投资协定下国家间仲裁案的回归体现了缔约国不再满足于敦促仲裁庭进行自我转变的改革路径,而在意识到投资仲裁危机与仲裁庭滥用解释权高度相关的基础上,重拾被忽略的解释权威并积极参与到协定权利义务的再分配中。这为改革投资协定仲裁制度提供了新视角。将国际投资协定下的国家间仲裁视为达成缔约国联合解释的一种路径、给予该国家间裁决以联合解释的约束力能够制约投资者-东道国仲裁庭对系争条款的解读、增强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构建两类争端解决机制的良性互动需要平衡促进解释一致性与避免国家不当干预的考量。具体而言,国家间仲裁的条约解释部分对该程序开启后成立的投资者-东道国仲裁庭具有约束力。这是保障国家间仲裁庭条约解释职能有效性的要求。当国家间仲裁程序紧随投资者-东道国仲裁程序开启,国家此时介入的主要目的在于干涉在先仲裁庭的判断。这种权利滥用行为违背了信托模式下保证第三方裁判机构专业性、独立性的要求,因而该案仍然仅受制于其原本程序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