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转型社会中的政府和企业行为，探讨的主题包括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企业产权保护、契约实施与企业信贷约束、金融要素扭曲与企业创新活动以及”国进民退”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希望能管中窥豹一睹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以微观计量方法为主，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研究地方官员激励与企业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经济放权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和一把手的晋升激励下，为企业提供相对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企业数据、地方财政数据以及官员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当地市委书记的年龄小于55岁，企业所获得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并且，对企业产权保护而言，官员晋升激励的贡献要高于财税剩余所得激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更倾向于保护大企业；一把手的晋升激励却使得政府倾向于保护小企业。这与不同的企业规模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有着不同的边际贡献率有关，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更关心经济总量，大企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一般高于小企业；而一把手的晋升激励却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小企业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当地就业的贡献要高于大企业。该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第三章主要研究契约实施与企业信贷约束之间的关系，契约实施是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信贷约束对企业的投资和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研究契约实施与企业的信贷约束之间的关系，外部契约实施的加强有助于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这是因为契约实施能够使得银行更有效利用担保机制，从而增强了企业的融资能力。我们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以及Probit、Tobit的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否决了契约实施有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来缓解信贷约束的影响机制。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加强外部契约实施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利用党政关系进行关系型融资的可能性。　　 第四章研究金融要素扭曲是否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低于发达国家不是由于资本和熟练劳动的匮乏，而是在于资源的错配，其主要表现是要素的扭曲分配。本章研究金融要素扭曲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是TFP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企业研发创新并非一般的企业再投资，它所面临的收益更不确定、风险也更大，因而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特别依赖外部融资环境好坏。金融要素扭曲在我国主要的表现为银行信贷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歧视性分配，在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占据了银行业的半壁江山，但四大行的信贷易受政策性影响而非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四大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越高，金融要素扭曲程度越大，对企业的研发信息并不敏感，从而抑制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沿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四大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越大，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的抑制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要素扭曲对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抑制程度要比国有企业更大。本章利用工具变量进行重新回归，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影响机制具有因果性。　　 第五章研究流动性冲击、信贷约束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关系。伴随经济转型，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愈演愈烈。本章首先定义“国进民退”为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均成长速度差值的趋势性下降，而两者的平均成长速度差值趋势性上升定义为“国退民进”，该定义与宏观数据定义所获的结果相一致。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流动性冲击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均成长速度差值有着显著的同周期关系。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歧视效应随流动性冲击变化而变化有关，流动性紧缩时，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信贷约束更紧，从而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表现为“国进民退”；流动性充裕时，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效应减弱，表现为“国退民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信贷歧视，从而弱化流动性冲击对企业间成长速度差值的边际影响力。同时，我们比较了2002-2004年间与2005-2007年间的流动性冲击与“国进民退”之间的边际影响力，发现随着资本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流动性冲击对企业间平均成长速度差值的边际影响力有所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