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性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愈发重要,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体系、各国政府、社会与个人关注的重要议事和讨论话题。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差异,各国的气候治理水平不一。瑞典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超额完成了《京都议定书》及国内目标——2008至2012年国内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基准年1990年低15%。瑞典政府的气候政策并非一蹴而就,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从不确定到明确,到如今试图让瑞典成为气候政策的榜样。因此,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过去几十年里瑞典政府气候话语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根据话语分析方法确立了瑞典政府气候治理话语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明话语的定义、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政府环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之后,根据约翰·德赖泽克(John S.Dryzek)建构的环境话语分析要素,本文确立了瑞典政府气候治理话语的三个分析要素,即瑞典政府的气候问题定义、政治体系及气候治理政府参与者、瑞典的气候责任与治理政策。其次,本文将瑞典政府的气候治理发展按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即1970至1988年、1989至2002年、2003年至今。瑞典政府对气候问题的定义发生了从“气候变化尚不明确”到“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具有全球性”到“气候变化成为我们共同命运的问题”的变化,气候问题定义框架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减少,政治参与者对气候问题越来越关注。最后,本文认为瑞典政府最终确立了主导性的气候话语,即让瑞典在国际上成为气候政策的榜样,这在政治体系中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减缓气候变化带来“机遇”还是造成“牺牲”成为瑞典政府气候话语中最重大的分歧和冲突。“榜样”话语在瑞典的气候政策中得以制度化,从而导致瑞典不断宏大的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