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景观破碎化严重,生态环境破坏,进而产生生态风险。目前对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大多为基于景观指数测算的景观指数法和以强调特定生态风险的“源-汇”法,在评价过程中较难反映出生态保护对象的多样性,对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较薄弱。评价结果也多倾向于风险分等、生态分区,对于景观变化下产生的生态风险后续研究较少,如将景观格局优化与生态风险相结合的研究较少。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桥梁,通过价值化可直观反映出某一景观生态功能的变化以及给人带来的惠益程度,景观格局破坏造成区域生态风险的增加可表现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少。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可作为景观格局破坏引起的生态风险的具体表征。在生态风险评估中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将景观格局、生态过程与人类福祉相互耦合,对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复合性生态系统生态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及2019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GIS格网法测算了研究区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固碳服务、生物多样性、空气净化和休闲娱乐服务价值并进行空间化表示,从自然环境变化、人为干扰和景观脆弱性三个维度选取人口密度、路网密度、水资源消耗、碳排放、坡度等8项生态风险因子,结合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价值构建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在评估的生态风险结果基础上,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关中地区综合生态阻力面并对景观生态格局进行优化。所得主要结论如下。（1）2000-2019年,关中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呈现“三增三减”的变化特征,耕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林地、水域面积增加。建设用地的增加多以耕地面积的减少为代价。受快速城市化与“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关中地区土地利用转移在空间上呈现“大西安都市圈”集聚,南部秦岭山地与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零星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渭河冲积平原土地利用转移面积较大且集中分布于西安、咸阳、渭南主城区外围,南部秦岭山地与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转移面积小且分布无明显空间规律性。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转移类型以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及南部秦岭山地则以未利用地、耕地等转为生态用地为主,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差异大。（2）2000-2019年,关中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减少趋势,其中固碳服务价值减少速度最快,近20年下降2.55%。在空间上,水源涵养、固碳服务、生物多样性、空气净化与休闲娱乐服务均呈现出“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即渭河冲积平原生态系统服务低,秦岭山地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高。从时间上看,除生物多样性服务2019年低值区面积向北部扩大较明显之外,水源涵养、固碳服务、空气净化与休闲娱乐服务低值区面积增加趋势均与建设用地扩张趋势一致。这与土地利用变化、人口空间分布及“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扶持有关。2000-2019年关中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在空间上呈现渭河冲积平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减少,秦岭山地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的分布特征,渭河冲积平原在西咸一体化与关中平原城市群进程推动下,人口增多,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之前减少,且价值减少面积呈扩大趋势,表明关中地区整体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生态风险。（3）关中地区生态损失度高值区集中分布于渭河冲积平原及南北部黄土台塬区。生态风险因子指数中除坡度因子外,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碳排放、水资源消耗、植被覆盖度、景观连通度与景观丰富度指标均呈现渭河冲积平原城区生态风险指数高,秦岭山地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风险指数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关中地区整体生态风险中等偏低,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出以渭河冲积平原的城市主城区向秦岭山地、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风险等级降低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在南部秦岭山地出现了零星生态风险高值区,与区域景观格局分布和地形因素相关。关中地区生态风险具有较高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莫兰指数达0.76。（4）关中地区生态源地空间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于南部秦岭山地、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西部宝鸡关山、东部黄河滩区,渭河冲积平原生态源地少。关中地区整体生态廊道密度低且不完整,整体连通度低,尤其在城市主城区几乎无生态廊道分布。整体生态节点较少,生态阻力点较多,不利于整体连通性提升。通过优化最终构建“三廊-两带-三区-七组团”的整体优化格局,即基于构建的秦岭北麓生态保护区、关山生态保护区、黄土台塬生态保护区、渭北北山森林公园保护区、韩城香山生态保护区、沿黄生态保护区和七个重点生态保护区,以“渭河生态防护廊”为主轴,连通“秦岭北麓生态防护廊”、“渭北北山生态防护廊”、“沿黄生态防护带”与“泾-渭河生态连通带”,最终打造“两纵三横,七组团,多节点”的网络化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