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当前法律领域进行改革的又一目标成为建设法治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着眼于司法领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变革和发展带来的伴生性结果是法律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司法领域出现的“类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成为了影响新时代实现公平正义的掣肘,在表象背后的根源性问题则是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荀子古语《王道》中曾有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成文法律存在漏洞时类举说理论证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应,域外判例法制度中也强调“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以此体现对类案处理形成审判经验的重视。毫无疑问,判例制度所体现的遵循先例原则和判例类推适用的审判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成文法制度下重视立法所带来的欠缺的灵活性与时效性等不足。因此,我国于2010年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致力于在立法层面弥补制定法因滞后性带来的法律漏洞以及缺乏法律规定的空白地带,司法层面促进类案同判实现公平正义。但是在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缺陷也在逐步显现,例如,对行政强制力量的依赖性过大,案例数量偏少,回应司法争议问题不及时以及利用率不高等。因此,需要着眼于重构我国司法案例体系和以及推动司法案例应用于释案说法的双重层面进行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司法实践中,我国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应用方面也正在不断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和迭代,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科技支持,带动法律体系内部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驱动“数字正义”的实现。在上海合作组织（SCO）第十六届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大法官周强作为我国代表旗帜鲜明地重申了中方在司法审判与智能数字技术融合方面的立场,即,现代数字和智能技术会同司法结合,力求打造高水准的数字司法。深究“数字正义”这个命题,“数字”表达了技术通道的指向,核心要义仍然是追求与实现公平正义,二者体现了手段和目的的逻辑连接。同时在司法审判中,法官作为司法判决的做出者,通过司法活动与当事人产生紧密的联系,因此法官合法依规并且不偏离在先类案已经形成的审判规律作出判决有助于加强社会大众对于实现公平正义信心。同时,相比较于晦涩枯燥的法条,根据法律规定做出的案件裁决无疑对于每一个案件参与者以及其他社会大众来说更直观鲜活也更有代入感。在致力于构建“数字正义”的今天,“类似案件,类似审判”的作用就好比法治的“拐杖”,恰如其分地起到了匡正裁判,限缩法外因素干扰法官审理的作用,同时也对异判案件进行纠偏以及具象化表达法律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本文认为,促进类案同判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厘清类案同判内涵的同时,清晰勾勒出司法与大数据技术融合的宏观政策指引方向和微观改革路径,有的放矢地推行。路径之一在于,技术层面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同法官群体的深度人机融合,使智能技术成为司法审判领域实现正义与效率的有力支撑。路径之二在于,借助法官群体已经形成的审判智慧提升司法大数据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针对性功能。这两条路径相互依托,互相推进,统一于实现类案同判促进司法公平正义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