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不仅关乎着每一个体居民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更是直接嵌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也关系着城市、国家乃至民族的兴衰。中国人历来注重疫病的防治,从遗风陋俗的迷信驱疫,到经验总结的中医避疫,无不反映出古代国人进行疫病防治的努力。近代中国处在一个气温明显波动上升的时期,1940年达到顶点后转而变冷,西北部分省区出现严重的气候干旱现象,导致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笔者通过爬梳西安地方档案等文献后发现,在这样的历史自然环境下,,民国时期西安的疫病灾害较多,同样呈现出高频次的发生几率。疫灾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平均每1.5年就发生一次,且呈现出夏、秋季盛行的季节性规律。霍乱、痢疾、伤寒和黑热病是民国西安最为流行的疫病种类,其中尤以霍乱的危害最为严重,曾两次大范围的流行于西安。但研究表明,1939年的霍乱,无论是在流行范围,还是在危害程度上,都低于1932年发生的霍乱。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有效的西医防控措施。霍乱之后,以生物医学为主的近代西医流行病学逐渐被国人所认可与接受,并在当时政府的推广下,西医防疫理论、预防技术乃至检疫标准开始取代愚昧迷信与传统中医的防疫方法,逐步发展成为官方通行的疫病防治手段,运用于如痢疾、鼠疫及黑热病等西安地方易流行疫病的防治中。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并结合近代西医流行病学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近代西安疫病的流行主要是由扰动的社会背景、脆弱的自然环境以及羸弱体质下的易感人群所引发的。具体而言,当时波动的气候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是西安疫灾频发的宏观因素与传播条件,加之当时西安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得西安的个体居民因长期的经济拮据而形成营养不良的羸弱体质。1935年后,伴随陇海铁路的开通和抗战的爆发,难、流民成为西安城市人口激增的主要动因,这不仅加剧了居民经济收入微薄的社会困境、而且也加重了公共环境卫生的负担,最终形成易感人群在城市居民中比重较大的人口构成特征,使得疫病更易在城市健康人群中传染。另外,近代西安居民传统的井水饮水方式和遗风陋俗下的防疫行为也是当时疫病频发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看待和评价近代西安疫病治防问题时,应站在历史唯物辩证主义的视角下,从正、反两方面来整体评价这场疫病治防的历史进程与时代意义,既在看到它消极危害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疫病流行带给居民的不仅仅是疫病所固有的危害与恐慌,也同时带来了人类与疫病抗争后的积极变革,即处在世界大变革时代的西安疫病的流行与治防,客观上驱动了当时西安城市防疫体系的近代构建。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特别在1932年西安进行霍乱的治防后,不但催生了诸如陕西防疫处、西安市卫生局、西医医院和自来水厂等这样的近代城市防疫部门,而且在城市居民防疫观念的转变及近代卫生习惯的培育等方面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了整个城市社会文明的进步,并孵化出西安从传统型向近代型城市转型所需的重要城市要素。当然,因受限于时代背景、经济状况和科技水平,近代西安防疫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并不彻底。其局限在于西医的新思想、技术和理论当时大多只在城市中被应用,而对于在地域面积和人口总数均占比较大的基层乡村而言,其推进显得尤为缓慢,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这一进程才最终完成。但也不可否认,民国西安的疫病防治作为西安推广和应用西医进行疫病防治的主要历史阶段,其发展虽晚于东部沿海的近代上海、苏州等城市,但却为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城市防疫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