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非共和国面临巨大的经济动荡。自1960年独立以来,中非共和国一直面临着政治治理危机,这也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主要诱因。本文将通过两阶段工具变量分析和二阶渐近检验来探讨1996-2015期间该国政治治理危机与经济稳定性的相互关联。我们的研究对13个方程进行了评估。每个方程包含两个回归,涉及不同的政治治理指标,而机构治理指标保持不变。考虑到国家内部针对经济安全可能存在不同的衡量标准,我们的变量选择基于先前的文献、中非共和国自身的经济特点、周期性的政治治理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所需数据的充足性。我们共对13个宏观经济总量开展了研究,包括:人均净国民收入、农业原材料出口、农业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外部平衡、粮食出口、粮食进口、外国直接投资、GDP增长、人均GDP增长、通货膨胀、工资和工薪工人、工业附加值、自然资源租金总和及中非共和国贸易。这些用于衡量经济安全的参数取自世界发展指标。在研究中非共和国治理危机时,我们关注Asongu和Nwachukwu(Asongu and Nwachukwu,2017)在政治领导人的选举和更替(以政治稳定/非暴力和发言权及问责制为衡量指标)、协调国家和机构成员之间的机构治理(以腐败控制和法治为衡量标准)方面的观点。所涉数据源自全球治理指标。结果表明,当净国民收入被视为经济安全的代表时,政治稳定、无暴力/恐怖主义及法治会产生重大消极影响。此外,发言权和问责制以及法治与国民净收入存在负相关性。当农业、附加值被视为经济安全的代表时,机构治理在统计上体现重要意义,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虽没有表现出这种重要意义,却也对农业、附加值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发言权和问责制不具备此类重要性,却也显示出其对农业、附加值的负面影响。类似的情况是,商品和服务的外部平衡被视为经济安全的代表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但有积极的关系,而言发言权和问责制虽然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但却产生负面影响。当粮食出口被视为经济安全的代表时,在政治稳定、无暴力/恐怖主义、发言权和问责制的回归中都会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而法治虽无重要意义但具有积极影响。食品进口同样,政治稳定、无暴力/恐怖主义、发言权和问责制的影响统计意义并不显着,但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而两种回归的法治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影响。在经济增长被视为经济安全的代表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发言权和问责制在统计学意义上都为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法治虽未能在两个回归的中体现统计学意义,却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对人均GDP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法治虽未在统计上体现重要性,但在回归1中显示对人均GDP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在回归2中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法治对工资和受薪工人皆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以及发言权和问责制虽未在统计学意义上体现重要性,也产生积极影响。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以及法治在回归1中都体现了统计意义,且对工业和附加值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回归2中,发言权和问责制有积极影响,而法治虽体现出统计意义,但对产业、附加值产生的却是负面影响。已经观察到类似的案例,法治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两个回归中都有负面影响。关于经济增长,法治在两个回归的数值上都体现了重要影响,对自然资源总租金产生了负面影响。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发言权和问责制都未体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但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前面已经观察到相同的关联性,即法治在两个回归中都体现统计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并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得出结论,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治理危机指标对经济安全指标,即国家人均收入、农业原材料出口、农业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外部平衡、粮食出口、粮食进口、外国直接投资、GDP增长、人均GDP增长、通货膨胀、工资和工薪工人、工业附加值、自然资源租金总和及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就国家地缘政治形势而言,本研究定义了政治治理危机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并表明需要采取合理的国家和区域政策。这些政策应侧重政治稳定,中非联邦尤其是中非共和国公民参与政府选举的机构及方式,以及言论、结社、媒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