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使其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西部地区向东部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基础。而今,为贯彻新一轮大开发战略要求,西部地区要努力实现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为切入点,探究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分析西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使其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西部地区向东部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基础。而今,为贯彻新一轮大开发战略要求,西部地区要努力实现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为切入点,探究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分析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本文在研究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一是研究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二是分析了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三是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熵值法对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水平进行了分析,且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α收敛模型,探究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收敛性;四是采用灰色关联模型,研究了西部地区各省份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是,西部地区各省份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整体水平较低,经济增速高于科技创新增速,其中,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较大,整体表现出西南地区发展水平高、西北地区低的非均衡性。二是,西部地区各省份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但整体协调程度较低,区域差异明显,且差距在研究期内不断扩大;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间高、两头适中、左翼偏低的空间布局,高值区主要为四川、重庆、陕西。目前除西藏、青海外,其余各省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的发展阶段,四川达到高度协调水平;四川、陕西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制约因素为经济发展滞后,其余省份均为科技创新滞后。三是,在两系统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效益是影响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主要经济因素,经济规模为影响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次要经济因素,创新投入是影响区域经济水平的主要创新因素;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结构为主要影响因素,各个省份次要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但主要集中在创新投入、创新环境,耦合协调度受经济因素影响大于科技创新因素。四是,在具体指标层面,城镇人口所占比率、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投入强度、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每十万人高校在校生数、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第三产业/地区GDP、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地区GDP是与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联系最紧密的指标。最后,基于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打造科技创新环境、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加强辐射带动作用、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其他文献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际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2003-2019年各地级市经济与生态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探索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kernel密度估计进一步探讨长江经济带横向差异及动态演变趋势;并引入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初探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最后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产业结构、教育、科技水平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同时在这迅速发展的背后,不免面临着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破解这一瓶颈,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首次将绿色发展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期间再次强调了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政府各部门应该极力重视经济、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相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能够较好的体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
工业废油资源化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提质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目前缓解能源短缺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破乳脱水是废油乳化液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关键的工艺环节。对于成分复杂、含水量较高的乳化液,通过单一的工艺方法无法达到高效破乳脱水的目的。那么,通过在旋流离心装置内嵌入高压电场,构建双场耦合分离装置,可有效实现双场耦合作用下乳化液高效脱水净化处理。其中,双场耦合装置的锥段结构对其分离性能产生重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引领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工业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三废”污染源的主要制造者,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红线迫使工业急需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生态化、绿色化发展方式转型。面对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将其不经济性内部化,是实现工业清洁生产极为重要的有效手段,推动经济高质
在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内企业对外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强劲,各行业都在加剧布局海外市场。我国锂矿资源企业光靠内生动力和现有资源条件,已经不能满足长远规划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通过海外市场投资,战略性地收购重要生产资源和关键市场要素,以获取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缺乏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缺少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忽视了市场波动因素的影响,海外并购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机遇的同时,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自2013年起,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深圳、湖北、重庆等省市陆续建立了多家试点碳市场,以积极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碳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其全部作用,与国际碳市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市场效率是衡量一个市场资源配置、市场信息和交易规范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市场成熟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研究碳交易市场的市场效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随着未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热点,在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绿色创新作为“绿色”和“创新”两大理念的结合点,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我国绿色创新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创新程度不高、创新效率低。产城融合是针对产城分离问题提出的重要战略手段,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
高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已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纵观文献,虽然已有众多学者从诸多视角探究高铁建设与开通的影响效应,但从宏观层面研究中国高铁开通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学术成果可查甚少。因此,在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高铁开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以2
据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显示,我国环境质量历年得分均不高,排名常常位于严重污染的区间。EPI指数包含了生态环境的诸多方面,而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颇为重要内容。中国在EPI指数上的落后排名意味着,在碳排放等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截止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除江西省外沿线各省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50%,江西省也达到48%以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显著,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凸显,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旨在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以提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工业行业则是绿色转型的主要突破口。由此可见,中国工业行业面临着去产能和绿色转型的双重目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能源和环境约束纳入到核算框架,是衡量经济效应和环境效益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