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经标式》是藤原滨成所作日本最早的歌学书,其歌学说大体可以分为“歌病说”与“歌体说”。其中的歌病说源于中国诗学的诗病说,是一种将和歌创作上必须避免的问题以及音韵排列不规整等修辞上的缺陷喻为疾病的学说。直至20世纪中叶,对于《歌经标式》,尤其是对其中歌病说的过低评价就一直是学界的主流。20世纪中叶以来,重新探讨《歌经标式》价值的相关研究增多,历来的过低评价得以扭转,对《歌经标式》的评价逐渐提高。《歌经标式》歌病说使用了大量独特的用语。如果不能明确每个用语的定义、由来、适用范围以及与其他用语的区别等问题,就很难正确理解和阐释歌病说。管见所及,目前歌病说相关研究中尚没有以用语为中心的,诸多问题未及考察,部分先行研究中或偶有论及,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有待更进一步厘清。有鉴于此,本文以用语为线索,分析了歌病说是如何确立的,进而探讨了《歌经标式》歌病说的独特性及其在歌学史上的影响,并尝试了重新探讨《歌经标式》歌病说的价值。本文由以下四部分构成。首先,第一章整理了《歌经标式》及其歌病说的相关研究,说明了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视角,明确了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第二章探讨了《歌经标式》歌病说及其用语的成立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诗病说在日本的传播;二是中国旧体诗与和歌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和歌的七五调与旧体诗七言句结构相通,在音数律上,七五调的两句相当于旧体诗的一句。藤原滨成发现了其中的相似性,创建了和歌的押韵规则,并以押韵规则为基础确立了歌病说。“本韵”“同声韵”等用语由此而来。不过,歌病说虽然来源于诗病说,但两者间在用语上存在差异。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第三章通过考察与用语相关的各种问题,论述了歌病说对诗病说的接受及变化。具体来说,主要是探讨了“声”“音”“字”“韵”“本韵”“游风”“胸尾”等用语。“声”与“字”是源于诗病说的与音韵相关的用语,但其涵义与诗病说中的“声”“字”并不相同。诗病说中的“声”是指声调或声纽,“字”则是指汉字。历来的研究一般认为,歌病说中的“声”“字”与“音”一样,都指语音;而冲森卓也则认为,歌病说中“同声韵”里的“声”乃是指声纽。本论文经过考察后认为:关于“声”这一用语,从“同声韵”歌病的性质考虑,其应该仍是指语音;关于“字”这一用语,考虑到押韵时的修辞,以及上代特殊假名拼写中的甲乙区别等问题,可以明确其是指与实际语音有所区别的万叶假名。《歌经标式》中将“字”与“音”“声”区别使用,体现了藤原滨成缓和歌病限制的考量。“韵”在《歌经标式》中有韵母（韵部）,以及押韵、韵字、段落、和歌、音韵、音韵知识等多种涵义。以韵字这一涵义为基础,诞生出了“本韵”这一用语。关于“本韵”的涵义,先行研究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是指短歌的第三句和第五句的尾字,有的认为是单指第三句尾字。经过细致分析《歌经标式》原文,可知“本韵”应是指第三句和第五句的尾字,只不过其并不重视第五句尾字的倾向也非常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短歌在音数律上相当于旧体诗的一联,而在音位律上却相当于两韵。歌病“游风病”中的“游风”这一用语,小泽正夫认为其来源于诗病中的“蜂腰”。但是,此说违背了中古音及“游风病”以外六病的命名法。而《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等中医典籍中也有“游风”一语。在综合考虑歌病的命名法,对七病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考察《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用例后,歌病说中“游风”一语源自中医的观点就非常明确了。“胸尾”是歌病之一,是指和歌第一句尾字与第二句第三字或第六字同音的现象。一般认为“尾”指尾字,“胸”指第二句,而本论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使用桂广介的和歌分节法对“胸尾”的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二句的第三字和第六字正好位于四分节中的第二分节与第四分节。如果将“头”“胸”“腰”“尾”这一组用语植入到和歌的四分节中,那么“胸”正好相当于第二分节,而“尾”则正好相当于第四分节。“胸尾”这一用语也有可能由此而来。另外,本论文也考察了和歌七病之间的关系与排列顺序。从病名上看,存在着“头尾→胸尾→腰尾”、“黡子→游风→遍身”的命名轨迹。从内容上看,“头尾”与“胸尾”、“腰尾”与“黡子”、“同声韵”与“遍身”分别存在着关联。因而“头尾→胸尾→腰尾→黡子→游风病→同声韵→遍身”这种七病的排列顺序是合乎逻辑的。最后,第四章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考察了歌病说的独特性,并立足于藤原滨成的歌学观,探讨了歌病说的成立及影响。《歌经标式》歌病说的独特性,是建立在日语语言的特殊性、和歌文体的特殊性以及时代的特殊性这些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源于藤原滨成独特的歌学构想的。这种独特性展现了藤原滨成的歌学观,即歌学必须符合和歌的实际情况,并具备体系性与逻辑性。而《歌经标式》的歌病说以及其所反映的藤原滨成的歌学观,也为后世的和歌式等歌学书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