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西方村的经济生产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计划经济时期，西方村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集体化生产，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建设了农业水利设施，从而解决了温饱问题；市场经济时期，西方村发展林业、热带经济作物、畜牧养殖，第一产业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修理店、小卖店、个体户等纷纷涌现，特别是打工成为西方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方村经济生产的发展得益于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释放的生产活力；西方村经济交换的重心从“内部”转向“外部”，虽然互惠、再分配等发生在村落内部的传统经济交换形式仍然在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但是外部的市场交换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主要的经济交换形式，并带来了消费结构的改变；西方村的经济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分化为“生产者”、“中间人”和“经济人”三种类型。普通村民作为生产者，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中建立了市场意识、产权意识和技术意识。道公利用自身宗教身份的优势从事土地租赁代理，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经济生产的“中间人”。极少数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顺应形势开展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资本化经营，成为“经济人”；西方村的经济生活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其中不仅包括了形式、内容等物质文化方面的变迁，还包括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变迁。
　　分析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制度因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环境因素制约了经济发展，教育因素限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在这些具体因素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不同时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助推经济变迁的主要因素，教育水平和教育观念的落后则成为制约提升劳动力素质的负面因素；有的因素是双重的，例如农垦制度一方面是村民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源地，一方面则挤占了大量土地资源，造成现今人多地少的局面。西方村经济变迁过程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变迁符合海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变迁的一般规律，二是变迁主要源自外部政策推动，三是变迁体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适应。西方村经济变迁的启示：一是经济发展既需要外源推动也需要内源自觉，二是经济发展需要发挥生产组织的作用，三是经济发展需要重视村落人际关系的重构。针对西方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民生工程的监督和落实，二是切实解决村落土地权属纠纷，三是加大金融惠民政策支持，四是引导村民克服经济生产的依赖心理。